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尖沙咀，海运大厦附近一处不显眼的仓库二楼。
卡特船长站在窗前，俯瞰着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清晨的阳光穿过百叶窗的缝隙，在他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像给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刻上了深浅不一的印记。
他手里端着一杯浓得发苦的咖啡，这是在利物浦养成的习惯——不加糖，不加奶，纯粹的黑，苦得能呛出眼泪。
仓库内部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培训室。墙上挂着巨大的世界海图，好望角、合恩角、德雷克海峡，都被红笔画上了醒目的圆圈，像一个个潜伏在大洋深处的猛兽。
长桌上摊着厚厚的航海日志、气象记录、潮汐表，还有几本被翻烂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书页边缘卷得像被水泡过的海带。
“吱呀”一声，门开了。
李振邦带着六个年轻人走进来。他们都是东兴航运的骨干，最年轻的二十八岁，最年长的不过三十五岁，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着海风留下的粗糙痕迹。
“卡特船长，人齐了。”李振邦用流利的英语说。
卡特缓缓转过身，那双鹰隼般的眼睛扫过六个年轻人。沉默持续了十几秒，空气里只剩下港口隐约传来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是在诉说着大海的秘密。
“你们，”他用沙哑的英语开口，每个字都像砂纸打磨过，粗糙又刺耳，“跑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日本。”最左边的年轻人挺直腰板，大声回答。
“新加坡。”中间的汉子扯了扯被汗水浸透的衣领，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
“马尼拉。”右边的人补充道，声音里藏着几分底气。
卡特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说不上是笑还是讥讽的表情。
“运河宝宝。”
他喝了口咖啡，浓郁的苦味在口腔里炸开，“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有灯标，有引水员，有整齐的航道。那根本不是航海，是在公园里划船。”
话音未落，他猛地把杯子重重砸在桌上，“砰”的一声，惊得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
“我要教你们的，是怎么在没有灯的地方开船！”
“怎么在风能把船掀翻、浪能把船吞掉的地方，把船开过去，再把船开回来！”
他从桌上拿起一根教鞭，“啪”地一声，狠狠点在好望角的位置。
“这里，非洲最南端。葡萄牙人叫它‘风暴角’，不是没有道理的。”
“冬季，西风带南移，风速经常超过每小时一百公里。浪高？十五米是常事。二十米？我也见过。”
卡特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每个人的脸，“你们的船，九万吨，听起来很大。但在二十米的浪面前，就像浴缸里的玩具，一捏就碎。”
“知道船最怕什么吗？”
他顿了顿，看着众人茫然的眼神，一字一句道：“不是浪从前面来，也不是从后面来。是从侧面来——横浪！”
“一个横浪拍过来，船就歪了。歪了之后，如果舵效不够，如果主机功率不够，如果你们慌了神，那船就再也正不回来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忽然压低，带着一丝后怕，“我经历过三次。第一次，1958年，跑荷兰船，在好望角遇到十级风。”
“船歪了三十度，左舷几乎贴到水面。轮机长以为要完了，抱着电台哭着念遗嘱。我没念。”
“我让所有人冲上甲板，把右舷的压载舱注满水，左舷的排空。同时主机开到全速，舵打满！”
“船慢慢、慢慢正回来了。用了四十七分钟。”
卡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后怕，“那四十七分钟里，我对自己说，卡特，你要是死在这儿，你老婆会改嫁，你儿子会叫别人爸爸，你的养老金会被银行吞掉。所以，你不能死！”
培训室里一片死寂。
六个年轻船员，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惊扰了这份沉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们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半亮，一半暗，像极了他们此刻忐忑不安的心情。
“从今天开始，”卡特敲了敲桌子，声音恢复了之前的沙哑，“每天早上六点到这里，晚上十点离开。”
“第一周，学理论：好望角的气象规律、海流走向、避风港位置、应急通讯频率。”
“第二周，上模拟器。”
“第三周，我要看到你们每个人，都能在模拟的十级风浪里，把船稳住！”
他看向李振邦，语气急切：“模拟器什么时候能到？”
“已经在路上了。从荷兰买的二手货，下周到港。”李振邦说。
“好。”卡特点头，又猛地转向六个年轻人，“现在，打开《南大西洋航路指南》第三十七页。我们从好望角的地形开始！”
阳光缓缓移动，在摊开的书页上洒下一片温暖的光斑。
港口的喧嚣被隔绝在外，仓库里只剩下卡特沙哑的讲解声，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一声，又一声，敲打着每个人的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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