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五月,九龙深水埗,东兴第七供水点
正午的日头像块烧红的烙铁,死死悬在头顶。空气被烤得发颤,地面腾起的热浪扭曲了视线,连远处的房屋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但比起两个月前,深水埗街头的氛围,已然天差地别。
供水点用粗木搭起骨架,蒙着厚实的帆布,撑起一片简易凉棚。棚下整齐码着数十个漆成天蓝的东兴标准水桶,桶身被太阳晒得发烫,却透着让人安心的规整。队伍依旧排得老长,从街头蜿蜒到巷尾,却没了往日的混乱。地上用白石灰画着笔直标线,一道隔一米,将人群分割得井然有序。
穿着振卫制服的队员持着非金属长杆,身姿挺得像标枪,立在队伍两侧。制服早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后背,勾勒出紧实的肩线。他们眉头微蹙,目光锐利扫过人群,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滚落,砸在地上,瞬间蒸发成细小的白汽。没有推搡,没有叫骂,更没有差人挥着警棍威慑,只有零星的低声交谈,夹杂着木桶落地时沉闷的“咚”声,在燥热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阿梅牵着阿宝的手,站在队伍中段。阿宝的脸色比俩月前好看太多,嘴唇虽还透着点干,却没了往日的开裂渗血,眼神也亮了不少。他小手攥得紧紧的,掌心里是个印着“东兴牛奶”logo的小铁皮杯——上次领水时,个笑眯眯的振卫队员塞给他的,说是“细路哥专用杯”,杯沿磨得光滑,带着点温热的触感。
“下一个。”
轮到他们时,阿梅赶紧攥紧阿宝的手,往前挪了两步。负责发水的是位戴“街坊互助会”袖标的老伯,手背爬满皱纹,动作却麻利得很,一把拧开大水桶龙头,清冽的水柱“哗”地溅起细水花,稳稳注入阿梅递来的木桶。水线飞快上升,到离桶沿一寸处时,老伯精准关了龙头,没洒出半滴。
“多谢,多谢阿伯。”阿梅连声道谢,双手扣住桶耳往上提,胳膊上的青筋轻轻跳了跳,显然有些吃力。
“阿嫂,慢滴。”老伯抬眼,冲旁边维持秩序的年轻人点了点头。那年轻人立刻快步上前,伸手就接过阿梅手里的水桶,声音透着朴实:“我帮你提到街口。”
阿梅愣在原地,眼底满是诧异。俩月前,为了一瓢水能打破头,谁都顾不上谁;俩月后,居然有人主动帮忙提水。
“应该的,陈生特意交代,要多照顾带细路哥的同老人家。”年轻人笑了笑,额角一道浅疤格外显眼——上次维持秩序时被碎石划的,此刻沾着汗珠,泛着淡淡的红。他拎着水桶大步往前走,步伐稳健,桶里的水没晃出半点。
阿梅牵着阿宝跟在后面,看着他汗湿的后背,又瞥了眼周围整齐的队伍,凉棚下那幅红底白字的横幅格外扎眼:“同舟共济,甘霖解渴——东兴与全港市民共度时艰”。一股暖流淌过心底,掺着点酸涩,却格外踏实。这俩月,每周两次,雷打不动,东兴的运水船准点到港,这蓝色水桶,成了深水埗无数家庭熬旱灾的指望。
街角处,李伯蹲在石阶上,手里攥着个军用水壶,指尖轻轻捏着壶嘴,慢慢往孙子嘴里喂水。小家伙刚退烧,脸色还有点白,却乖乖喝着水,没闹脾气。见阿梅过来,李伯抬眼笑了笑,抬手挥了挥。不远处,茶餐厅老板娘正指挥伙计搬水桶,从辆印着东兴标识的送水车上接水——这是“甘霖行动”给小微商户的特别支持,量不算多,却够茶餐厅、杂货铺勉强撑下去。
“甘霖行动”已续了近两月,从最初的紧急救急,变成了香港底层社会的生命线,苦涩却坚实。每日二十多万港币净支出流水般花出去,东兴内部不是没杂音,可陈东力排众议,再加上民心回报越来越明显,那些闲话全被压了下去。这哪是单纯的慈善,分明是场关乎东兴根基、华商信誉,甚至香港社会稳定的“民心保卫战”。
同一日下午,维多利亚港外海,“南洋先驱号”货轮
这艘崭新的万吨巨轮,是“南洋华商联合航运公司”成立后下水的第一艘船,船身蓝白涂装,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南洋先驱”四个汉字刻在船舷,笔锋苍劲有力。船上满载橡胶、锡锭、椰干等南洋特产,劈波斩浪往欧洲驶去,既是华商航运联盟的旗舰,也是华人航运力量的底气。
船长是包玉刚公司推荐的老海员,鬓角染着霜白,眼神却锐利如鹰。大副和半数骨干船员,全来自东兴海事学院,动作干练,眼神专注。货轮后方两海里处,艘漆着“东兴慈善·甘霖七号”的旧式货轮,正以经济航速跟着,刚在珠江口装满淡水,要回香港。两船靠灯光信号联络,在辽阔海面形成默契的队列。
“南洋先驱号”驾驶舱里,气氛却没海面那般平静。雷达屏幕泛着淡绿光芒,几个小光点在右舷远方飘着,若即若离,透着不对劲。
“船长,那两艘‘渔船’,跟了快一个钟了。这位置、这航向,不像是正常作业的。”大副放下望远镜,眉头拧成疙瘩,指了指雷达屏幕上的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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