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五月，九龙深水埗，东兴第七供水点
正午的日头像块烧红的烙铁，死死悬在头顶。空气被烤得发颤，地面腾起的热浪扭曲了视线，连远处的房屋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但比起两个月前，深水埗街头的氛围，已然天差地别。
供水点用粗木搭起骨架，蒙着厚实的帆布，撑起一片简易凉棚。棚下整齐码着数十个漆成天蓝的东兴标准水桶，桶身被太阳晒得发烫，却透着让人安心的规整。队伍依旧排得老长，从街头蜿蜒到巷尾，却没了往日的混乱。地上用白石灰画着笔直标线，一道隔一米，将人群分割得井然有序。
穿着振卫制服的队员持着非金属长杆，身姿挺得像标枪，立在队伍两侧。制服早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后背，勾勒出紧实的肩线。他们眉头微蹙，目光锐利扫过人群，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滚落，砸在地上，瞬间蒸发成细小的白汽。没有推搡，没有叫骂，更没有差人挥着警棍威慑，只有零星的低声交谈，夹杂着木桶落地时沉闷的“咚”声，在燥热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阿梅牵着阿宝的手，站在队伍中段。阿宝的脸色比俩月前好看太多，嘴唇虽还透着点干，却没了往日的开裂渗血，眼神也亮了不少。他小手攥得紧紧的，掌心里是个印着“东兴牛奶”logo的小铁皮杯——上次领水时，个笑眯眯的振卫队员塞给他的，说是“细路哥专用杯”，杯沿磨得光滑，带着点温热的触感。
“下一个。”
轮到他们时，阿梅赶紧攥紧阿宝的手，往前挪了两步。负责发水的是位戴“街坊互助会”袖标的老伯，手背爬满皱纹，动作却麻利得很，一把拧开大水桶龙头，清冽的水柱“哗”地溅起细水花，稳稳注入阿梅递来的木桶。水线飞快上升，到离桶沿一寸处时，老伯精准关了龙头，没洒出半滴。
“多谢，多谢阿伯。”阿梅连声道谢，双手扣住桶耳往上提，胳膊上的青筋轻轻跳了跳，显然有些吃力。
“阿嫂，慢滴。”老伯抬眼，冲旁边维持秩序的年轻人点了点头。那年轻人立刻快步上前，伸手就接过阿梅手里的水桶，声音透着朴实：“我帮你提到街口。”
阿梅愣在原地，眼底满是诧异。俩月前，为了一瓢水能打破头，谁都顾不上谁；俩月后，居然有人主动帮忙提水。
“应该的，陈生特意交代，要多照顾带细路哥的同老人家。”年轻人笑了笑，额角一道浅疤格外显眼——上次维持秩序时被碎石划的，此刻沾着汗珠，泛着淡淡的红。他拎着水桶大步往前走，步伐稳健，桶里的水没晃出半点。
阿梅牵着阿宝跟在后面，看着他汗湿的后背，又瞥了眼周围整齐的队伍，凉棚下那幅红底白字的横幅格外扎眼：“同舟共济，甘霖解渴——东兴与全港市民共度时艰”。一股暖流淌过心底，掺着点酸涩，却格外踏实。这俩月，每周两次，雷打不动，东兴的运水船准点到港，这蓝色水桶，成了深水埗无数家庭熬旱灾的指望。
街角处，李伯蹲在石阶上，手里攥着个军用水壶，指尖轻轻捏着壶嘴，慢慢往孙子嘴里喂水。小家伙刚退烧，脸色还有点白，却乖乖喝着水，没闹脾气。见阿梅过来，李伯抬眼笑了笑，抬手挥了挥。不远处，茶餐厅老板娘正指挥伙计搬水桶，从辆印着东兴标识的送水车上接水——这是“甘霖行动”给小微商户的特别支持，量不算多，却够茶餐厅、杂货铺勉强撑下去。
“甘霖行动”已续了近两月，从最初的紧急救急，变成了香港底层社会的生命线，苦涩却坚实。每日二十多万港币净支出流水般花出去，东兴内部不是没杂音，可陈东力排众议，再加上民心回报越来越明显，那些闲话全被压了下去。这哪是单纯的慈善，分明是场关乎东兴根基、华商信誉，甚至香港社会稳定的“民心保卫战”。
同一日下午，维多利亚港外海，“南洋先驱号”货轮
这艘崭新的万吨巨轮，是“南洋华商联合航运公司”成立后下水的第一艘船，船身蓝白涂装，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南洋先驱”四个汉字刻在船舷，笔锋苍劲有力。船上满载橡胶、锡锭、椰干等南洋特产，劈波斩浪往欧洲驶去，既是华商航运联盟的旗舰，也是华人航运力量的底气。
船长是包玉刚公司推荐的老海员，鬓角染着霜白，眼神却锐利如鹰。大副和半数骨干船员，全来自东兴海事学院，动作干练，眼神专注。货轮后方两海里处，艘漆着“东兴慈善·甘霖七号”的旧式货轮，正以经济航速跟着，刚在珠江口装满淡水，要回香港。两船靠灯光信号联络，在辽阔海面形成默契的队列。
“南洋先驱号”驾驶舱里，气氛却没海面那般平静。雷达屏幕泛着淡绿光芒，几个小光点在右舷远方飘着，若即若离，透着不对劲。
“船长，那两艘‘渔船’，跟了快一个钟了。这位置、这航向，不像是正常作业的。”大副放下望远镜，眉头拧成疙瘩，指了指雷达屏幕上的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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