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镜攻坚专项组成立后，研究院彻底进入了“战时状态”。
地下洁净室和各个实验室的灯，彻夜亮着，冷白色的光线映着每个人忙碌的身影，连影子都透着股紧绷的劲儿。食堂二十四小时供应饭菜，保温桶里的热汤冒着热气，疲惫的人端着碗，蹲在墙角就能吃两口，指尖沾着油污也顾不上擦，吃完又立刻冲回实验室。
材料组的人几乎泡在了改造后的熔炉边，高温烤得他们满脸通红，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炉灰，把脸抹得漆黑。他们一遍遍地调整配方，控制火候，手里的坩埚被烧得发烫，指尖裹着厚手套，却能精准感知温度变化，只为了提纯出更合格的光学玻璃原料。
每次熔炉开盖，热浪扑面而来，他们眯着眼盯着里面的玻璃液，连呼吸都放轻，生怕一点失误，就毁了整炉原料。失败一次，就重新调配一次，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配方参数，写了一页又一页。
研磨组的大师傅，是从老钟表厂挖来的老手，指节粗大，布满老茧，却稳得惊人。他带着几个手稳、有耐心的年轻技工，守在改造过的老旧苏联机床上，手里拿着放大镜和千分表，盯着透镜毛坯，以微米为单位一点点手工修正曲率。
往往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眼睛死死盯着工件，连眨眼都不敢太频繁，眼底布满血丝，酸涩得厉害，就用手背蹭蹭，继续埋头打磨。起身时腰都直不起来，得扶着机床缓好一会儿，腿麻得走不动路，却没人喊一句累。
镀膜组的实验室里，真空泵的嘶鸣声从没停过，工程师们盯着仪器上跳动的数值，眉头紧锁，不敢有半点分心。反复试验不同的膜系和工艺，每次镀膜失败，就拆解分析问题，重新调整参数，一遍又一遍，直到数值达到预期。
陈东几乎每周都来一次，有时甚至深夜突然到访。
他进门时从不惊动太多人，就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看到材料组的人满脸烟灰，会让周海生多送些降温的凉茶和干净毛巾；看到研磨组的大师傅久坐不动，会轻声提醒一句“歇两分钟再弄，别熬坏了身子”。
他偶尔会拿起报废的透镜毛坯，放在手里摩挲，感受上面凹凸不平的纹路，眉头微蹙着思索改进方向；有时也会站在老师傅身后，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稳稳地操作工具，眼神里满是认可。
只要攻坚组提到困难，不管是特殊钢材、稀缺化学品，还是需要精密测量设备，他都记在心里，转头就动用所有资源去协调。没过多久，这些紧俏的东西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运进山谷——哪怕是托人从瑞士弄来的二手精密测量头，也半点不含糊，只为给攻坚组扫清障碍。
那位德裔光学专家冯·霍夫曼博士，也终于通过特殊渠道到岗了。
他头发花白，梳得整齐，穿着熨帖的灰色西装，手里拎着一个厚重的公文包，里面装着满满的笔记和图纸。老爷子话不多，性格沉稳，进了实验室就直奔主题，翻出笔记，指尖划过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遇到关键问题，就用铅笔指着图纸，缓缓说出自己的见解。
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像差问题的关键，用简洁的理论和公式帮大家理清思路，避开很多无用功。团队里的人都对这位背景神秘的博士充满敬意，没人多问他的过往，在这里，技术就是最好的通行证，老爷子的专业能力，足以让所有人信服。
时间在一次次失败、调整、再试验中慢慢流逝。
窗外的山谷，从萧瑟的冬日熬到了湿冷的春季，枝头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风里的寒意淡了些，可实验室里的节奏半点没慢。
实验记录本攒了满满半个柜子，纸页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批注，边角都被翻得发卷；报废的透镜毛坯装了好几大木箱，堆在实验室角落，每一块都刻着众人的心血和不甘。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一个深夜，攻坚组的核心成员全都聚在洁净室里，没人说话，连呼吸都放得很轻，空气中满是紧张的气息。
最新一轮镀膜完成的透镜组，被工程师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戴着无菌手套的手微微发颤，指尖捏着透镜边缘，一点点装进GDS-II型光刻机的原型机里。每一个动作都格外轻柔，生怕出半点差错，毁了这来之不易的成品。
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死死盯着陈明博士的手，看着他伸手，缓缓按下启动按钮。
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紫外灯光透过那套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历经上百次迭代的“土法”透镜组，稳稳照在涂有感光胶的硅片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每一秒都像被无限拉长，所有人的心跳都跟着仪器的节奏，慢慢加快，手心都攥出了汗。
蚀刻、清洗、检测……每一步流程都做得格外细致，操作的工程师指尖发颤，却依旧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没人敢有半点马虎。
终于，那片硅片被放进电子显微镜下，清晰的图像立刻呈现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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