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仁心启航：基金会与医疗网络（下）
发布会后第五天，一场来势汹汹的A型流感，突然席卷香港。
病毒最先在人口密集的徙置区爆发——石硖尾、深水埗的H型楼宇里，一家五口挤在120平方尺的空间，共用厕所和浴室，通风极差，病毒传播得飞快。
不到两天，徙置区就陷入恐慌。
狭窄的走廊里，咳嗽声此起彼伏，孩童的哭闹、老人的呻吟不绝于耳。许多家庭没钱看医生，只能用姜汤、草药勉强应付，不少孩子烧到昏迷，家长急得在街头痛哭。
公营医院早已人满为患，急诊室走廊挤满病患，医生护士忙得脚不沾地，救护车鸣笛声从早到晚没停过，却依旧杯水车薪——港府卫生署彼时缺乏有效防疫机制，只能依赖私人慈善机构支援。
四月十七日的雨夜，狂风裹挟着暴雨狠狠砸在东兴大厦的玻璃上。
陈东正在办公室审阅东兴航运的远洋航线报表，桌上的老式电话突然急促响起，刺耳的铃声打破深夜的静谧。
“董事长！出事了！”周海生的声音带着焦灼，透过听筒传来，还夹杂着雨声和远处的喧哗。
“深水埗、石硖尾疫情彻底失控了！”他语速飞快，“石硖尾第三座昨晚走了三个孩子，都是流感引发的肺炎，还有几十个重症患者躺在家里，港府救护车根本排不上号！”
陈东猛地站起身，指尖攥紧了报表，纸张被捏出褶皱。
他快步走到窗前，雨水顺着玻璃蜿蜒而下，窗外的霓虹灯被晕染成模糊的光斑，九龙半岛方向隐约能看到救护车的警灯闪烁，微弱得像萤火。
他仿佛能看到徙置区的小屋中，父母抱着高烧的孩子无助落泪，老人蜷缩在角落咳嗽不止——那是他初到香港时见过的场景，也是他做慈善的初心。
“启动最高级应急预案。”陈东的声音冷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第一，全港东兴堂诊所即刻起24小时接诊，流感诊疗、药品、注射全部免费，不准收一分钱；”
“第二，基金会储备的五百万药品，让东兴航运运输队连夜调拨，优先送石硖尾、深水埗、油麻地；”
“第三，东兴药厂暂停所有外销订单，全力生产抗流感灵和止咳散，不够就从南洋分厂调；”
“第四，通知所有医师、护士，自愿去疫区的，薪资翻倍，人身保险加码！”
“是！”周海生的声音立刻振奋起来。
“还有。”陈东补充道，“告诉静薇，我联系了中华医学会的十位老中医，会随队去徙置区。”
“让她坐镇指挥，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汇报。”
挂了电话，陈东望着窗外的暴雨，眼神锐利如鹰。
他知道，这不仅是基金会的考验，更是东兴扎根香港的关键一役。
1961年的香港，人心就是最宝贵的资产。
只要守住这份民心，东兴的根基就会比维多利亚港的礁石还要坚固。
命令下达后，东兴这架商业机器瞬间运转起来。
凌晨四点，天刚蒙蒙亮，十几辆印着“东兴慈善基金会”红色标志的货车，冲破雨幕驶入石硖尾徙置区。
车身上“免费送药，济世为民”的白字格外醒目，车厢里装满了药品、口罩、消毒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粥品和面包。
穿着白色制服、臂缠红色“东兴慈善”袖章的工作人员，迅速在空地上搭起临时诊棚。
棚子不够，就用帆布撑开遮雨；桌子不够，就把货车车厢当诊疗台。
东兴堂的医师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有条不紊地诊脉、开方、发药；护士们拿着消毒水，挨家挨户喷洒，还手把手教居民洗手防疫。
“排队啦！大家不要挤，人人有份！”工作人员嗓子喊哑了，却依旧耐心引导。
他伸手扶住一位踉跄的阿婆：“阿婆您慢点，这边有凳子！”
“这是三日的药，早中晚各一包，用温水送服，记得多喝热水！”
阿婆接过药包，双手颤抖着，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
她老伴卧病在床，孩子在制衣厂感染了流感，家里早已弹尽粮绝。
“多谢东兴！多谢陈生！”阿婆说着就要跪下，被工作人员赶忙扶住。
“阿伯您快起来，这都是我们该做的！”工作人员递过一袋面包，“趁热吃，这是给您和家人的早餐。”
林静薇撑着一把黑伞，站在雨地里指挥调度。
雨水打湿了她的旗袍下摆，泥浆溅到鞋面上，她却浑然不觉，时不时抬手抹掉发梢的水珠。
看到有重症患者无法下床，她立刻招手喊来医师：“张大夫，麻烦去三楼302室，有位老人烧到三十九度！”
得知有家庭全家病倒，她让工作人员把药品和食物送到门口，还特意叮嘱：“记得教他们怎么消毒，门窗要多通风。”
遇到哭闹的孩子，她从旗袍口袋里掏出水果糖，蹲下身温柔哄劝：“乖，吃了糖就不苦了，喝了药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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