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初，香港的春日裹着黏腻的湿气。
维多利亚港上飘着薄雾，像一层轻纱滤着正午的阳光，柔和的光斑洒在水面，货轮的汽笛声沉闷地掠过波面。
中环德辅道中早已人声鼎沸。
穿蓝布衫的小贩推着木车吆喝，新鲜鲳鱼在竹篮里蹦跳，虾酱的咸香混着云吞面的汤底味飘得老远；双层巴士碾过石板路轰隆作响，叮叮车的铜铃清脆穿透人群，货郎的拨浪鼓、码头工人的号子缠在一起，凑成移民城市最鲜活的晨曲。
此时的香港正处转型期，九龙半岛的塑胶厂、制衣厂冒出黑烟，制造业刚崭露头角。
可底层移民的日子依旧紧巴——普通工人月薪不过三百港元，一袋米就要八港元，一家子挤在十几平米的唐楼是常态，能住进石硖尾徙置区的“水泥房子”，已算脱离寮屋的风雨。
东兴大厦十七层的董事长办公室，与楼下嘈杂隔绝成两个世界。
酸枝木办公桌擦得锃亮，台上刚沏的普洱冒着袅袅茶烟，琥珀色的茶汤在白瓷杯里晃出细纹。
陈东站在落地窗前，定制西装衬得身形挺拔。他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玻璃，目光越过熙攘人群，落在远处的维多利亚港。
昨日他与林静薇的婚礼轰动全港，桌角《华侨日报》的头版合影还带着油墨香，可他的思绪早已跳出新婚喜悦。
“叩叩叩——”轻缓的敲门声打断沉思。
周海生推门而入，脸上藏不住兴奋，双手捧着叠得整齐的文件，墨迹还带着淡淡的湿润：“董事长，基金会所有文件都办妥了！”
他把文件轻轻放在酸枝木桌上，指尖划过烫金的港府印章：“港府徙置事务处和卫生署的批文都下来了，注册名‘东兴慈善基金会’，初始注资一亿港币，林小姐任主席，律政司已备案。”
陈东缓缓转身，指尖拂过文件光滑的牛油纸封面。
一亿港币，在这个普通家庭月收入不足五百港元的年代，相当于三十三万工人一年的薪资，是实打实的天文数字。
他想起早年初到香港，在石硖尾徙置区走廊见过的窘迫——一家五口挤在120平方尺的小屋，孩子发烧靠土方子退烧，老人咳嗽到半夜睡不着。
“静薇到了吗？”他收回思绪，声音沉稳。
“夫人已在楼下会议室等候。”周海生补充，“郑文渊律师、南洋商会董事，还有《香江报》《华侨日报》的记者都到齐了，外面还有不少市民围观，都是冲您和夫人的婚事来的。”
陈东微微颔首，眼底闪过一丝了然。
他特意选在新婚次日办发布会，绝非临时起意。
眼下全港目光都聚焦这桩商界联姻，此时抛出慈善这步棋，既能将热度转化为声望，更能让东兴的根系深扎民心——1961年的香港，移民涌入让住房、医疗矛盾尖锐，港府公营医疗捉襟见肘，七成门诊靠私营诊所，贫苦百姓看病难、吃药贵是普遍痛点。
这正是东兴立足的绝佳时机。
十分钟后，东兴大厦裙楼的会议中心已是人头攒动。
穿西装的名流与穿中山装的商会大佬并肩而坐，记者们举着老式相机抢占位置，镁光灯的强光此起彼伏，晃得人睁不开眼。
当陈东身着笔挺西装，与林静薇携手步入会场时，喧嚣瞬间停了。
林静薇穿一袭月白色绣玉兰旗袍，发髻挽得一丝不苟，玉簪斜插，旗袍盘扣衬得脖颈纤细。她抬手理了理旗袍下摆，步伐从容，既透着大家闺秀的典雅，又藏着商界女性的干练。
她走到话筒前，清亮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全场：“今日，东兴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
“初始注资一亿港币，依托东兴医疗旗下全港一百二十八间‘东兴堂’诊所、药房，以及南洋三百七十余处诊疗点，为贫苦民众提供免费医疗、助学帮扶、紧急赈灾。”
话音刚落，会场立刻掀起哗然。
记者们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划过，油墨印透了纸背——谁都没想到，东兴的慈善不是从零起步。
1961年的香港，公营全科诊所寥寥无几，大多数百姓看病靠私营诊所，而东兴堂的网点早已覆盖中环、油麻地、深水埗，连石硖尾徙置区外都有两间分店，简直是现成的救助渠道。
“目前已采购价值五百万港元的常备药品。”林静薇继续说道，抬手示意身后的大屏幕。
屏幕上浮现出东兴堂诊所排队看病的贫苦民众照片，光线略显昏暗，却能看清人们脸上的焦灼。
“包括东兴药厂自产的抗流感灵、止咳散、感冒清等中成药，还有纱布、消毒水。”她顿了顿，声音愈发坚定，“即日起，家庭月收入低于八百港元的市民，凭街坊福利会或东兴堂证明，均可免费领取，重症患者可享上门诊疗。”
“林主席！”一名戴黑框眼镜的记者猛地站起身，正是《华侨日报》的张伟明。
他扶了扶眼镜，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尖锐：“为何选择东兴堂发放救助，而非与港府指定慈善机构合作？这是否是为东兴药厂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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