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农历正月十五，香港丽池花园酒店。
清晨的弥敦道刚泛起鱼肚白，咸湿的海风裹着街边小吃摊的香气漫开。
黑色警车沿着街道两侧排开，警员戴着英式头盔，手举藤盾维持秩序，带侧车的摩托车停在路口， 银亮的车身映着晨光。
铁马外挤得水泄不通，穿唐装的阿婆攥着油纸包的白糖糕，指尖沾着糖粉；戴鸭舌帽的孩童扒着栏杆踮脚，手里攥着昨晚剪的小红花；连徙置区的劳工都特意请假赶来，粗布衣衫上还带着水泥灰。
街道上，人力车铃铛“叮铃”作响，黑色奥斯汀轿车缓缓驶过，电车“叮叮”的轰鸣声混着市民的议论声，在潮湿的空气里撞出热闹的回响。
几日前，港督府办公室的壁炉燃着炭火，暖光映着柏立基爵士的侧脸。
他指尖夹着雪茄，烟灰落在烫金文件上，辅政司怀特弯腰捡起，指尖点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上：“督宪阁下，东兴去年纳税两千八百万港元，占全港财政7%。”
“旗下航运、纺织、建材直接雇了四万三千人，东头村新建的第二型徙置大厦，他们捐的建材够盖十幢廉租屋。”怀特的声音压得很低。
柏立基弹了弹烟灰，目光扫过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怡和的凯瑟克怎么说？”
“他在香港会晚宴上骂这是‘大英帝国的耻辱’，”怀特轻笑一声，“但他也承认，东兴的船队扛着香港15%的出口货。”
柏立基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穿梭的货轮：“香港两百多万人，近半数住寮屋和徙置区。”
“东兴能稳住这么多人的生计，就是帮政府稳局面。”他提笔在文件上签字，笔尖划过纸张的声响格外清晰，“告诉陈东，我很乐意做他的证婚人。”
上午十时整，阳光穿透云层，斜斜洒在酒店门前的红毯上，把红毯染得暖意融融。
陈东身着黑色礼服，胸前别着银色玫瑰襟章，指尖轻轻扶着林静薇的腰。
她的白色婚纱裙摆缀着珍珠，头纱轻垂，遮住半张脸，手里捧着的白玫瑰沾着晨露，每走一步，珍珠就跟着轻轻晃动。
守候的记者群瞬间沸腾，《香江报》的小李举着徕卡相机，指腹按快门按得发僵，“咔哒”声连成一片。
“陈生！听说东兴在和华润合作，保障米粮供应，属实吗？”《华侨日报》的记者挤到前排，话筒几乎戳到陈东鼻尖。
陈东脚步微顿，抬手示意安静，指尖的钻石袖扣在阳光下闪了闪。
“香港是我家，”他声音沉稳，带着笑意，“能为市民的‘菜篮子’出份力，是东兴的责任。”
这话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内地受自然灾害影响，香港米、蛋、鱼供应紧张，东兴靠林家南洋渠道调粮，又跟华润达成合作，稳 住了半个香港的民生。
林静薇轻轻捏了捏他的手臂，指尖带着微凉的温度，眼底漾起默契的笑意。
这时，《香江报》总编辑郑文渊捧着一叠特刊快步走来，额角的汗顺着鬓角滑落，滴在深色西装上。
油墨的清香混着海风飘来，特刊封面的婚纱照格外醒目：背景是东兴的远洋货轮与维多利亚港的粼粼波光，“香江之子缔结良缘，东兴林家共谱华章”的烫金标题，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董事长，”郑文渊压低声音，气息有些急促，“特刊加印五万份，两小时售罄，油麻地报摊老板催着加印呢！”
他递特刊时，指腹蹭到陈东的手背，带着纸张的粗糙质感：“我们还登了您资助东头村廉租屋的消息，市民反响特别好。”
婚礼现场设在宴会厅，水晶吊灯的暖光漫过门槛，铺在猩红的地毯上。
宾客的低语声、餐具碰撞声交织，穿燕尾服的侍者端着托盘穿梭，托盘里的叉烧酥、虾饺皇香气四溢——都是按香港传统口味准备的，既照顾华人宾客，也让英资大佬尝鲜。
主桌的座次早已排定：陈东与林静薇居中，左侧是柏立基爵士夫妇，右侧是汇丰大班与驻港英军司令；包玉刚、霍英东等华商坐在次席，而怡和的凯瑟克爵士缩在角落，脸色阴沉地晃动香槟杯，金色液体在杯中打转。
上个月怡和上市超额认购56倍，本想独占英资风光，没料到被陈东的婚礼抢尽风头。
当柏立基爵士身着白色礼服，用略带口音的英语宣读证婚词后，拿起香槟杯走向台前。
全场瞬间安静，他目光扫过华洋宾客，声音沉稳有力：“陈先生和林小姐的结合，是香港华洋共处的最佳见证。”
“东兴在贸易、实业、民生方面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他抬手示意，香槟杯沿反射着灯光，“这样有担当的企业，必将为香港繁荣注入更多力量。”
这番话看似祝福，实则是官方对陈东地位的认可。
坐在后排的老派华商张伯，悄悄抬手用袖口擦了擦眼角——他在香港打拼三十年，头一次见港督如此看重华人。
身旁的潮州籍米商轻轻拍他的肩膀，低声感慨：“陈生去年石硖尾灾后捐了好多物资，还帮灾民找工作，这样的人，值得港督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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