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深秋，香港的夜凉得透骨。
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绿白相间的天星小轮来回穿梭，上层客舱里，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和戴竹帽的劳工并肩而坐。粤语、英语、潮汕话混着海风，在昏暗的船灯里飘散开。
而新界西北部的偏僻山谷，却藏着另一番天地。
“东兴农业研究所”的招牌在月光下泛着冷光，高墙之上缠绕着带刺铁丝网，了望塔的探照灯扫过荒芜田埂，光影在稻田里晃来晃去。
门口两名守卫穿着卡其布制服，腰间挎着李-恩菲尔德No.1 Mk.III*步枪，枪托抵着地面，眼神警惕地盯着每一处动静。
陈东的奥斯汀轿车碾过坑洼泥路，碎石子被车轮压得“咯吱”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山谷寂静。
1960年的新界远非后来的繁华模样，多数村落靠水路连通，土匪和走私贩在中英边境频繁出没。也正因如此，陈东才把核心研发藏在这里——谁会想到，稻田农舍之间，正孕育着颠覆世界的技术？
下车时，夜风卷着湿冷气息扑来，夹杂着泥土和化学试剂的混合味。
陈明博士早已等候在门口，白大褂袖口沾着淡褐色的光刻胶痕迹，眼底藏着按捺不住的亢奋，却依旧保持着沉稳：“董事长，成了！”
陈东跟着他穿过三道密码铁门，每扇门后都有专人核对身份。
走廊里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墙面上贴着“安全生产”的中文标语，两侧挂着农业种植图谱——这是特意布置的伪装，多数基层员工都不知道，脚下的地下室藏着全远东最精密的实验室。
“这是全港首个独立恒温系统洁净室。”陈明推开最后一扇厚重铁门，清冷空气扑面而来。
1960年的香港，空调还是奢侈品，只有中环顶级机构才配有全套设备。东兴为了这里，硬是从刚成立的意大利Frigel公司走私了三套工业级恒温机组，此刻正低低地嗡鸣着。
室内白炽灯光刺眼夺目，密封的氮气柜里，那片不足小拇指指甲盖大的硅片静静躺着，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陈明戴上乳胶手套，指尖微微颤抖，动作轻柔得像触碰稀世珍宝。他用特制镊子取出硅片，放进高倍率立体显微镜下，慢慢调整焦距：“董事长，请看——8微米线宽，稳定量产！”
陈东俯身凑近目镜，视野瞬间被放大。
纤细如发丝的晶体管雏形与互联线路，以近乎完美的精度蚀刻在硅基上，边缘光滑无毛刺，像件微缩艺术品。
他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实验台，台面是进口大理石材质，为的就是减少震动对光刻的影响。
1960年的香港，纺织业占出口总值51%以上 ，绝大多数人还在纺织厂、塑胶花厂里为三餐奔波，这片小小的硅片，承载着他撬动世界格局的野心。
“自主研发的光刻胶没出问题吧？”陈东直起身，声音低沉坚定。
他深知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化工基础薄弱，从一开始就定了“基于现有化工原料改良”的路线，既务实又不失突破。
陈明用力点头，语气里满是自豪：“完全达标！我们解决了感光剂稳定性问题。”
话锋一转，他脸上露出难色：“但要推进到5微米线宽，必须用德国蔡司或英国库克的高精度透镜组。”
“常规渠道询价，对方一听说收货地是香港，直接拒绝了。”
“巴统会的禁运清单里，这类光学元件对中国大陆的限制比苏联还严，港英当局缉私队查得正紧，抓到就是没收货物、罚款十万港元加三年徒刑！”
陈东的眼神骤然锐利。
他当然清楚“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厉害——这个由美国牵头的十六国组织，就是要卡死新中国的技术命脉。
香港作为转口港，表面自由，实则处处是巴统的眼线。
沉默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渠道的事我来解决，你只管盯着技术攻关。”
“三个月内，我要看到5微米线宽的样品。”
“明白！”陈明没有丝毫犹豫。
他知道陈东的能量——这位年轻的华资巨头，不仅在航运、地产领域根基深厚，更在南洋侨商圈子里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而那些遍布东南亚的侨商网络，正是突破封锁的关键。
离开山谷时已近午夜，劳斯莱斯轿车行驶在蜿蜒山路上。
陈东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远处九龙的灯火如同繁星点点，纺织厂的夜班灯光还在亮着，无数工人正在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劳动。
他轻轻攥紧方向盘，掌心触到冰凉的金属，心里清楚，芯片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
但1960年的仙童半导体还在实验室验证集成电路概念，IBM的系统/360计算机仍在图纸阶段，只要抢先一步，东兴就将在未来的科技浪潮中占据绝对先机。
与此同时，中环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银行大厦，顶层办公室的灯光依旧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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