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溜走得格外匆忙。升学宴的喧闹刚刚散去，带着米酒甜香和乡亲祝福的热气还未在陈家那三间略显低矮的茅草屋里完全散尽，海港市“东省电力职业学院”开学的日子就到了眼前。
清晨的空气微凉，带着夏末特有的、湿漉漉的青草气息。薄薄的雾气缭绕着屋后的小片棉花地，白色的棉铃还沉甸甸地坠在枝头，等着人去采摘。这是父母这几年特意为他预留的一块地种出来的棉花。陈武桢站在门口，目光掠过这片棉田，心头涌上一股迟来的、沉甸甸的暖意。他曾经多么厌恶在毒日头下弯腰弓背地摘这些软绵绵的东西，指尖被粗糙的棉壳刮得生疼，汗水蜇着眼睛。现在，那柔软的白色纤维，却成了他包裹里最厚实的依靠。
屋里，母亲早已将被褥给他套好了。用的是准备给姐姐出嫁做喜被的上好新棉花，蓬松、洁白，带着阳光和母亲手工的气息。陈武桢看着床上那崭新膨鼓的被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妈，用我高中那套就行了，好好的，能再用几年呢。”他清晰地记得四年前那个场景：姨妈和母亲也是在这堂屋的泥土地上，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光，一针一线为他缝制高中住校的被褥，那时候的棉花，大概也是自家地里收的，带着新棉特有的甜涩味。
“高中那套都用了四年啦！棉花都板结了，不暖和。”母亲说到四年两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似乎戳到了陈武桢高中复读一年的痛处，母亲没有抬头，手下穿针引线的动作又稳又快，接着把话题岔开，“你姐的嫁妆棉花有富余，地里今年的棉桃也快裂开了，够了，够给你换新的。”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带着一种朴素的坚持——孩子出门上学，一定要用新的、好的。陈武桢没再吭声，心底那点小小的坚持像一样化了，只剩下被仔细包裹的妥帖感。
还是姨妈赶过来帮忙的。两个勤劳的女人凑在一起，铺棉、拉扯被面、行线……又忙活了一整天。被褥最终被叠得四四方方，用粗布床单包裹得严严实实。
在外打工的姐姐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趟。她把一个卷得整整齐齐的小布包塞给父亲，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工钱，给弟弟添补学费。接着，她拿出一个让陈武桢眼睛一亮的东西——一个浅红色的大手提包！摸上去还是编织袋那种粗糙坚韧的材质，但精心地加上了深红的几何图案印花，更关键的是，它有拉链，还有两根结实的红色编织带作为提手。
“喏，给你装行李。比咱家装化肥的那种袋子好看多了吧？”姐姐爽朗地笑着，把包塞进陈武桢怀里。
陈武桢摩挲着提包的表面，感受着那熟悉的粗粝纹理升级换代后的体面。它当然无法跟城里同学那些亮闪闪的、带滑轮拉杆的行李箱相比。他内心深处无数次憧憬过，拖着一个真正的行李箱，从容地走进大学校园的样子。但他一个字也没提过。学费、生活费，还有家里等着他带回去的希望……这些沉重的东西，已经抽空了他提出任何额外要求的底气。如同他深藏心底，却从不敢向那个叫柳晴雯的女生迈出一步的怯懦一样——他觉得自己不配。专科学校的层级，他自己的成绩，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汗水，姐姐在流水线上熬红的眼睛……都像无形的石头，把他那点微弱的光鲜渴望，死死地压在了最底层。
开学前一天，天刚蒙蒙亮。陈武桢背着书包。父亲把那个崭新的浅红色编织手提包仔细地挎在自己肩头。陈武桢的书包里面放了一套换洗衣服、牙刷牙膏、陈武桢那本翻烂了的《普通物理》，还有最重要的——母亲用塑料袋层层包好的五百块钱。这是陈武桢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沉甸甸的。一个月后正好是国庆假期。
出发前，陈武桢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灶台边那个空着的腌菜坛子，心里松了口气。高中三年加上复读一年，母亲怕食堂菜贵，总要给他带一大罐咸菜疙瘩或腌萝卜，再加上一摞硬邦邦的煎饼。他忘不了每次在宿舍小心翼翼掏出它们时，空气中弥漫的咸菜味和他脸上烧起来似的难堪。这次没带这些“土特产”，他终于可以挺直一点腰板走进大学了。
父子俩沉默地走向通往县城的乡间小路，踏上开往齐阳市区的长途汽车，然后在车站转成去海港的班车。那辆褪了蓝漆的“宇通”大巴，像个疲倦的铁皮巨兽，喘着粗气停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车门一开，一股混合着劣质香烟、汗味和某种无法名状的食物馊味的热浪就扑面而来。座位上的碎花人造革坐垫油腻腻的，好多地方绽开了线头，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海绵。车顶挂着的旧风扇无力地摇头晃脑，发出吱呀的呻吟，徒劳地搅动着粘稠的空气。
乘客大多是像陈武桢父子这样的农民或小镇居民，带着各种鼓囊囊的行李，操着浓重的口音高声谈论着家长里短和今年的收成。陈武桢和父亲沉默地挤在一个双人座的靠窗位置。陈武桢的书包堆在腿间，编织袋手提包被父亲小心地护在怀里。父亲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树和田愣神。陈武桢望着窗外的景色——成片望不到头的青纱帐（玉米地），间或闪过挂着零星果实的苹果园、灰扑扑的小砖窑厂、贴着白瓷砖但总是显得脏污的乡镇二层小楼……汽车固执地行驶在坑洼的省道上，见村镇必停。一会儿挤上来一个拎着活鸡的老太婆，一会儿又挤上来一个背着大筐土豆的汉子。走走停停，颠簸摇晃，时间和距离仿佛都在这种效率低下的移动中被无限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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