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脚下的黑瞎子屯，一进腊月就刮白毛风。那风从西伯利亚来，贴着地皮滚，卷起雪沫子像针尖一样扎人脸上。家家户户封窗闭户，坑烧得滚烫，只有老郝头还日日往村西头的冰窖去。
那冰窖是屯子的命根子。民国年间修的，深入地下五丈，青石垒的墙，松木做的门，厚得推起来像在推一座山。夏天窖里藏着杀好的年猪肉，一层冰一层肉，码得整整齐齐；冬天则存着从封冻的江里凿出来的大鱼，青的、白的、花的，冻得梆硬，挂在窖子深处的铁钩上，像一排排冰做的风铃。
老郝头是第三代窖主。七十出头，背微驼，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雪粒子。他不爱说话，但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像钉子砸进木头，没人敢不听。他立下的规矩里，头一条就是：窖子最深处那面墙前的鱼，不能动。那面墙终年结着厚厚的霜，冰层一年压一年，厚得发蓝，站在跟前能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嵌在冰里，幽幽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另一个世界。
“为啥不能动？”年轻时有人问过。
老郝头只是抬起浑浊的眼睛，盯着问话的人，直到那人脊梁骨发凉，自己把话咽回去。“老辈儿传下的规矩。”他只说这一句。久了，也就没人问了。屯里人敬畏这规矩，就像敬畏山神爷一样。
今年腊月十六，是村东头老赵家二小子大喜的日子。赵家想办得风光，席面上得有硬菜。东北冬天，鲜鱼是稀罕物。赵家大小子赵大虎，二十五六岁，膀大腰圆，性子冲，带着几个同样年轻气盛的后生——有爱耍小聪明的王二狗，胆儿小但好面子的李三儿，还有愣头青孙铁柱——夜里凑在热炕头上，就着烧酒嚼花生米。
“咱屯谁家席面上有过三尺长的大江鲤？”赵大虎喷着酒气，“我爸说了，要是能上这么一道，老赵家脸面就挣足了！”
“可上哪儿整去？江面冻得铁板似的。”李三儿缩缩脖子。
“冰窖里不是有吗？”王二狗小眼睛滴溜溜转，“就最里面挂着那些，个顶个的大。”
炕上静了一瞬。火盆里的炭噼啪响了一声。
“老郝头不让动……”孙铁柱闷声道。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赵大虎一摔酒盅，“就偷一条！那里面那么多鱼，少一条谁能看出来？等喜事办完，我去跟老郝爷认个错，赔钱！老爷子还能把咱咋地？”
年轻人喝了酒，热血一冲，胆气就壮了。加上王二狗在旁边煽风点火，李三儿也被“挣面子”说动了心，孙铁柱见大家都去，也抹不开面儿说不。四个人趁着后半夜月黑风高，溜出了门。
风像刀子，刮得人睁不开眼。冰窖的木门上了把老铜锁，但对赵大虎这常年跟山林打交道的手来说，不是难事。他用根铁丝捅咕了几下，锁舌“咔哒”一声弹开。推开门，一股混杂着鱼腥、泥土和陈年冰霜的寒气扑面而来，激得四个人齐齐打了个哆嗦。
窖里黑，只有入口透进一点惨淡的雪光。他们打着手电筒，光柱切开黑暗，照见两侧码放整齐的猪肉块，白花花的肥膘上凝着冰碴。越往里走越冷，寒气顺着裤脚往上钻，骨头缝都发酸。手电光晃过一排排倒挂的冻鱼，鱼眼珠子在手电下反射出死白的光，像无数只冰冷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终于走到最深处。手电光停在那面传说中的冰墙上。墙前的铁钩上，挂着七八条鱼，每一条都出奇的大，冻得僵硬，表面覆着一层不透明的白霜，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和纹路。
“就那条！”赵大虎指着中间最大的一条，那鱼估计得有四尺长，身形滚圆。
他们手忙脚乱地取下鱼。鱼身极沉，冰冷刺骨，像抱着一块巨大的寒铁。孙铁柱觉得碰到鱼身的手指瞬间就麻木了。鱼取下的瞬间，似乎有一股更阴冷的气流从冰墙方向散开，但没人注意。他们用带来的厚麻袋裹住鱼，匆匆退了出去，重新锁好门，消失在呼啸的风雪中。
回到赵家仓房，他们把鱼放在一口大缸里化冻。缸下生了炭火，不敢太旺，怕把鱼烤坏了。四个人围在缸边，搓着手，既兴奋又忐忑。鱼身上的白霜渐渐融化，变成水珠滚落，露出青黑色的鱼鳞。鱼身确实肥硕，但形状有些说不出的怪异，过于臃肿。
化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腊月十七下午，鱼身基本软了。赵大虎撸起袖子，准备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好让厨子整治。
刀子划开鱼腹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涌了出来——不是鱼腥，而是一种淡淡的、甜腻的，混合着水底淤泥和某种陈旧事物的味道。赵大虎皱皱眉，伸手进去掏。
他的手在冰冷滑腻的鱼腹里摸索，碰到了硬物。不是鱼骨。他用力一拽，扯了出来。
仓房里死一般寂静。炭火噼啪声格外刺耳。
赵大虎手里拎着的，是一只泡得惨白、肿胀的人手。手指微微蜷曲，指甲缝里塞着黑泥，皮肤被冻鱼的内脏和黏液浸透了，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半透明的质感。手腕处是参差不齐的断口，冻住了，没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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