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脚下的黑瞎子屯,一进腊月就刮白毛风。那风从西伯利亚来,贴着地皮滚,卷起雪沫子像针尖一样扎人脸上。家家户户封窗闭户,坑烧得滚烫,只有老郝头还日日往村西头的冰窖去。
那冰窖是屯子的命根子。民国年间修的,深入地下五丈,青石垒的墙,松木做的门,厚得推起来像在推一座山。夏天窖里藏着杀好的年猪肉,一层冰一层肉,码得整整齐齐;冬天则存着从封冻的江里凿出来的大鱼,青的、白的、花的,冻得梆硬,挂在窖子深处的铁钩上,像一排排冰做的风铃。
老郝头是第三代窖主。七十出头,背微驼,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雪粒子。他不爱说话,但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像钉子砸进木头,没人敢不听。他立下的规矩里,头一条就是:窖子最深处那面墙前的鱼,不能动。那面墙终年结着厚厚的霜,冰层一年压一年,厚得发蓝,站在跟前能看见自己模糊的影子嵌在冰里,幽幽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另一个世界。
“为啥不能动?”年轻时有人问过。
老郝头只是抬起浑浊的眼睛,盯着问话的人,直到那人脊梁骨发凉,自己把话咽回去。“老辈儿传下的规矩。”他只说这一句。久了,也就没人问了。屯里人敬畏这规矩,就像敬畏山神爷一样。
今年腊月十六,是村东头老赵家二小子大喜的日子。赵家想办得风光,席面上得有硬菜。东北冬天,鲜鱼是稀罕物。赵家大小子赵大虎,二十五六岁,膀大腰圆,性子冲,带着几个同样年轻气盛的后生——有爱耍小聪明的王二狗,胆儿小但好面子的李三儿,还有愣头青孙铁柱——夜里凑在热炕头上,就着烧酒嚼花生米。
“咱屯谁家席面上有过三尺长的大江鲤?”赵大虎喷着酒气,“我爸说了,要是能上这么一道,老赵家脸面就挣足了!”
“可上哪儿整去?江面冻得铁板似的。”李三儿缩缩脖子。
“冰窖里不是有吗?”王二狗小眼睛滴溜溜转,“就最里面挂着那些,个顶个的大。”
炕上静了一瞬。火盆里的炭噼啪响了一声。
“老郝头不让动……”孙铁柱闷声道。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赵大虎一摔酒盅,“就偷一条!那里面那么多鱼,少一条谁能看出来?等喜事办完,我去跟老郝爷认个错,赔钱!老爷子还能把咱咋地?”
年轻人喝了酒,热血一冲,胆气就壮了。加上王二狗在旁边煽风点火,李三儿也被“挣面子”说动了心,孙铁柱见大家都去,也抹不开面儿说不。四个人趁着后半夜月黑风高,溜出了门。
风像刀子,刮得人睁不开眼。冰窖的木门上了把老铜锁,但对赵大虎这常年跟山林打交道的手来说,不是难事。他用根铁丝捅咕了几下,锁舌“咔哒”一声弹开。推开门,一股混杂着鱼腥、泥土和陈年冰霜的寒气扑面而来,激得四个人齐齐打了个哆嗦。
窖里黑,只有入口透进一点惨淡的雪光。他们打着手电筒,光柱切开黑暗,照见两侧码放整齐的猪肉块,白花花的肥膘上凝着冰碴。越往里走越冷,寒气顺着裤脚往上钻,骨头缝都发酸。手电光晃过一排排倒挂的冻鱼,鱼眼珠子在手电下反射出死白的光,像无数只冰冷的眼睛在盯着他们。
终于走到最深处。手电光停在那面传说中的冰墙上。墙前的铁钩上,挂着七八条鱼,每一条都出奇的大,冻得僵硬,表面覆着一层不透明的白霜,看不清原本的颜色和纹路。
“就那条!”赵大虎指着中间最大的一条,那鱼估计得有四尺长,身形滚圆。
他们手忙脚乱地取下鱼。鱼身极沉,冰冷刺骨,像抱着一块巨大的寒铁。孙铁柱觉得碰到鱼身的手指瞬间就麻木了。鱼取下的瞬间,似乎有一股更阴冷的气流从冰墙方向散开,但没人注意。他们用带来的厚麻袋裹住鱼,匆匆退了出去,重新锁好门,消失在呼啸的风雪中。
回到赵家仓房,他们把鱼放在一口大缸里化冻。缸下生了炭火,不敢太旺,怕把鱼烤坏了。四个人围在缸边,搓着手,既兴奋又忐忑。鱼身上的白霜渐渐融化,变成水珠滚落,露出青黑色的鱼鳞。鱼身确实肥硕,但形状有些说不出的怪异,过于臃肿。
化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腊月十七下午,鱼身基本软了。赵大虎撸起袖子,准备开膛破肚,取出内脏,好让厨子整治。
刀子划开鱼腹的瞬间,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涌了出来——不是鱼腥,而是一种淡淡的、甜腻的,混合着水底淤泥和某种陈旧事物的味道。赵大虎皱皱眉,伸手进去掏。
他的手在冰冷滑腻的鱼腹里摸索,碰到了硬物。不是鱼骨。他用力一拽,扯了出来。
仓房里死一般寂静。炭火噼啪声格外刺耳。
赵大虎手里拎着的,是一只泡得惨白、肿胀的人手。手指微微蜷曲,指甲缝里塞着黑泥,皮肤被冻鱼的内脏和黏液浸透了,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半透明的质感。手腕处是参差不齐的断口,冻住了,没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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