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后的东北农村，日子过得像村口那条结了薄冰的河，缓得很。张老大家今年收成不错，苞米堆了满满一仓房，金灿灿的穗子在昏暗的土房里堆成小山，透着股子粮食特有的、暖烘烘的霉甜气。
仓房是座土坯垒的矮屋子，紧挨着主屋东山墙，门上挂了把生了绿锈的老锁。里头除了苞米，还有几袋土豆、白菜，墙角堆着些不常用的农具。防鼠是顶要紧的事——庄稼人忙活一年，就指着这些粮食过冬。张老大和媳妇桂芳在收完最后一垄地后，花了半天工夫，扎了七个稻草人。
稻草人是老法子，都说比耗子药强。东北这地界，冬天天寒地冻，耗子没了野外吃食，全往人家里钻。老辈人说，稻草人身上有“人”气，能镇住那些贼精的畜生。七个，是取“七”这个数吉利，压得住。
扎得挺像样。用的是新稻草，黄亮亮的，骨架是河边砍的柳条子，柔韧。桂芳手巧，还给戴了顶破草帽，身上套了件褪色的旧蓝布衫。七个稻草人一溜儿靠在仓房北墙根下，在昏暗的光线里，模模糊糊的，像一排沉默的守卫。
日子一天天过。霜降了，河面的冰厚实了些。张老大每日里劈柴、修农具，桂芳守着灶台，腌酸菜、糊窗户缝。五岁的儿子铁蛋在院里追着那只秃尾巴公鸡疯跑。张老大的爹，七十多的张老爷子，多数时候缩在炕头，抱着个黄铜烟袋锅子，吧嗒吧嗒抽，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杨树杈发呆，眼神浑浊，不知在想啥。
发现多了一个稻草人，是在一个雾气沉沉的清晨。
那天雾大，白茫茫一片，三步外就瞅不清人脸。桂芳早起去仓房舀苞米喂鸡，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一股子混杂着尘土和干草的气味扑面而来。她眯着眼，摸着黑去墙边找麻袋，手里马灯昏黄的光晕晃晃悠悠，扫过那排稻草人。
她的手顿了顿。
光晕里，靠墙立着的影子，似乎……密了些。
桂芳心里嘀咕，举高马灯，凑近了数。一、二、三……六、七……八。
八个。
多了一个。
那多出来的一个，挤在原先七个的最边上，模样……有点说不出的别扭。稻草似乎更旧些，颜色发暗，像是陈年烂了的秸秆。身上套的不是家里常见的旧衣裳，而是一件深褐色、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褂子，样式很老，扣子还是盘扣。帽子也没戴，光秃秃的稻草脑袋，在昏光下显得格外大，五官处胡乱扎了几道稻草梗子，算是眼睛嘴巴。可不知怎的，桂芳总觉得那胡乱扎出的“脸”，朝着她的方向。
她心里一紧，赶紧退了出来，关上门，那老锁“咔哒”一声合上，声音在浓雾里显得格外清晰。
晌午吃饭时，桂芳在炕桌上提了一嘴：“他爹，咱仓房里那稻草人，咋好像多了一个？”
张老大正捧着海碗喝苞米碴子粥，闻言头也没抬：“多一个？你看花眼了吧？七个，我亲手扎的。”
“真多了一个，”桂芳放下筷子，“挤在边儿上，穿着件破褐色褂子，咱家没那样的衣裳。”
张老爷子捏烟袋的手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抬起来，看了桂芳一眼，又迅速垂下，盯着碗里漂浮的油花，没吭声。
“兴许是邻家谁扎了没处放，见咱家仓房有，顺手塞进来了。”张老大不以为意，“这有啥，多一个少一个的，能防耗子就成。快吃饭，下晌我还得去镇上买点盐。”
铁蛋从碗里抬起头，小脸上粘着饭粒：“妈，那个新稻草人……它会动吗？”
桂芳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斥道：“瞎说啥！吃饭！”
话题就这么撂下了。雾散了，日头出来，明晃晃的，照得院里积雪刺眼。仓房里那多出来的一个，仿佛也被这日头照化了疑影，没人再提起。只是桂芳再去仓房时，总觉得脊背发凉，不敢多看那排影子。
又平静了几日。天气愈发冷了，北风刮起来，像小刀子，割得人脸生疼。夜里，风声呜咽着穿过光秃秃的树林，拍打着窗棂纸，呜呜地响。
怪事，是从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开始的。
先是张老大养的那条看院的大黑狗，连着两晚，冲着仓房方向低吼，喉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夹着尾巴，躁动不安，怎么呵斥都不停。接着是圈里的两头猪，平时吃了睡睡了吃，那几天却总是挤在离仓房最远的角落，哼唧个不停。
然后是铁蛋。孩子连着几夜睡不踏实，半夜惊醒，哇哇大哭，小手指着窗外仓房的方向，含混不清地嘟囔：“怕……那个草人……看铁蛋……”
桂芳搂着孩子，心慌得厉害，拍着他的背哄：“不怕不怕，草人不会动，看错了。”
张老大心里也犯了嘀咕。但他是个粗线条的庄稼汉，更信实在的东西。他拎着马灯，把仓房里里外外、苞米堆旮旯都仔细照了一遍，没发现老鼠洞，也没见粮食少。除了那八个稻草人静静地立着，一切如常。多出来的那个，还是那副旧稻草、破褐褂的模样，呆头呆脑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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