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屯的冬天，冷得像是老天爷把整个关东都塞进了冰窖子里。山是白的，地是白的，连喘出来的气都是白的，在眼前打个转就冻成了冰碴子。屯子东头那口老井，井沿上结着厚厚的冰溜子，乌黑的井口张着嘴，往外冒着一股子似有若无的白气，像是这冰天雪地里唯一还喘着气的活物。
我从省城回来的第三天，王奶奶没了。
说是奶奶，其实跟我家不沾亲，但屯子里辈分乱，打小我就跟着别人这么叫。她一个人住在屯子最东头，离那口老井不过二十步远。房子是土坯垒的，低矮得像是要陷进地里去。我娘说，王奶奶年轻时不是这样的，说话爽利，干活麻利，后来不知怎的，越来越孤僻，尤其近几年，几乎不出门，见人也不说话，就是盯着你看，那眼神空落落的，看得人心里发毛。
出殡定在腊月十七，黄历上写着“诸事不宜”。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像是要直接扣在屯子头上。风刮过光秃秃的杨树梢，发出呜呜的响声，跟哭丧似的。
抬棺的都是屯里的壮劳力，八个汉子，穿着厚厚的棉袄，腰间系着麻绳。棺材是早些年王奶奶自己备下的松木棺，漆成了黑色，在雪地里格外扎眼。主持白事的是老刘头，七十多了，据说年轻时跟过萨满，懂些规矩。他指挥着人在棺材头前摔了瓦盆，纸钱撒出去，被风卷着，打着旋儿往天上飘，没多高就又掉下来，落在雪地上，被踩进泥里。
“起——”老刘头哑着嗓子喊了一声。
八个汉子齐喝，棺材离了地。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的，除了几个必须出面的本家，没多少人。王奶奶无儿无女，丈夫死得早，这些年几乎断了来往。人们小声嘀咕着，说的是她生前的怪癖：总在半夜去井边打水，一打就是好几桶，可屋里就她一个人；有人看见她对着井说话，语气又轻又柔，像是在哄孩子；还有人说，几年前一个下大雨的晚上，看见她浑身湿透地从井台那边回来，怀里好像抱着个什么东西，用破布裹着，看不清是啥。
这些话，顺着风，断断续续飘进我耳朵里。我紧了紧棉袄领子，感觉那股子寒气不是从外面来的，倒像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
按规矩，得停灵三天。第二天晚上守灵，我爹让我去，说王家没人，屯里年轻人得帮着撑撑场面。灵堂就设在王奶奶那间小土坯房里，棺材停在正当中，前面摆着长明灯，豆大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一跳一跳的，把墙上的人影拉得老长，扭曲晃动。
屋里挤了七八个人，多是些半大老头，抽着旱烟，说着闲话。空气里混杂着烟味、香火味，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像是潮湿泥土的味道。我靠墙蹲着，看着那盏长明灯，眼皮子越来越沉。
后半夜，风忽然大了。吹得窗户纸呼啦啦响，像是有人在外头用力拍打。长明灯的火苗猛地一缩，差点灭了，屋里暗了一下，又亮起来。
“这风邪性。”老刘头磕了磕烟袋锅，皱着眉看向门外。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声猫叫。
不是寻常那种“喵呜”声，而是拖得长长的、带着拐弯的尖利声音，像是婴孩啼哭，又像是女人抽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就在窗根底下。
屋里的人都听见了，闲话声戛然而止。
“谁家的猫？”有人低声问。
没人应声。靠山屯这些年年轻人往外走，留下的多是老人，猫狗倒是养得多，但这样的叫声，听着就让人心里发紧。
老刘头的脸色变了，他站起身，想去把门闩再检查一遍。
晚了。
门“哐当”一声被什么东西撞开了，一股子刺骨的寒风卷着雪沫子冲进来，长明灯的火苗剧烈摇晃，屋里明暗不定。一个黑影“嗖”地窜了进来，快得只留下一道残影。
那是一只猫，通体漆黑，没有一根杂毛，在昏暗的光线下，黑得像是能把周围的光都吸进去。它蹲在棺材前头，碧绿的眼睛在黑暗里幽幽发光，直勾勾地盯着棺木。那眼睛不像猫眼，倒像是两潭深不见底的古井水，泛着冷冰冰的光。
“不好！”老刘头失声喊道，“黑猫过尸，要诈！”
他话音未落，那黑猫后腿一蹬，身子腾空而起，不是绕过，而是径直从棺材上方跃了过去，四蹄凌空，恰恰从尸体的胸口上方掠过。
就在猫身越过棺木的一刹那——
棺材里传出一声闷响。
像是有什么重物在里面翻了个身，又像是用手指甲用力抠刮木板的声音，吱嘎——吱嘎——
所有人都僵住了，死死盯着那口黑棺材。
长明灯的火苗“噗”地一下，变成了诡异的绿色。
棺材盖开始震动，不是被推动，而是从内部传来的、有节奏的撞击。咚。咚。咚。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心口上。
“按住棺盖！”老刘头的声音都变了调。
几个胆大的汉子扑上去，用身体压住棺盖。可那力量大得惊人，三四个人竟压不住。棺材盖被顶起一条缝，一股难以形容的腥臭气味从里面涌出来，像是腐烂多年的淤泥混合着鱼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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