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雪，到了腊月就没了章法，像是老天爷把棉絮撕烂了往地上砸，风裹着雪粒，呜呜咽咽地在山谷里打转，撞在林场的木刻楞墙上，又弹回去，带着股子透骨的寒。暮色四合的时候，最后一点日头的微光被西山吞了个干净，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混沌的白，雪光反射着灰败的天色，把老黑山林场的轮廓勾勒得模糊又萧索。场部的几间瓦房歪歪扭扭地立在雪地里，屋顶的积雪压得椽子吱呀作响，烟囱里冒出的烟刚飘出半尺，就被风雪扯碎，散得无影无踪。通往山外的路早在半个月前就被大雪封死，这里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只剩下风声、雪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在空旷的山野里打着转就没了回响。
李树森裹紧了身上的旧棉袄，缩着脖子站在宿舍门口，往场部仓库的方向望了望。棉袄是上一任守夜人留下的，带着股子陈年的樟脑味和淡淡的霉味，不太好闻，但还算厚实。他刚二十出头，皮肤白净，眉眼间还带着城市里养出来的青涩，和这粗粝的山林格格不入。三个月前，他跟着父亲的老战友来到这老黑山林场，接替退休的老张头做守夜人。说是守夜，其实就是夜里巡巡场，看看仓库里的木料和工具，再就是照着林场的老规矩，在子时整敲那通木梆子。
“啧，这鬼地方。”李树森啐了口唾沫，唾沫刚落地就冻成了小冰粒。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从小听父亲讲山林里的故事，心里还曾有过几分向往，可真到了这儿，才知道日子有多难熬。90年代末，经济凋敝，老林场早就没了往日的红火，年轻人都想方设法往山外跑，留在这儿的不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就是实在没处去的。场里总共就那么十几号人，平日里除了干活，就只能聚在食堂里烤火抽烟，聊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沉闷得让人发慌。
守夜的活儿不重，但熬人。每天天一黑，他就得扛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木梆子，去仓库旁边的值守房待着。值守房是间狭小的木刻楞，里面除了一张板床、一张桌子，就只有一个烧煤的小火炉。炉子里的煤总是烧不旺，只能勉强维持着不冻死人的温度，墙上挂着一盏油灯，灯芯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映在斑驳的木墙上，像些张牙舞爪的怪物。
最让李树森不耐烦的，是那个敲梆子的规矩。来的第一天，老工头刘炮就把他拉到一边，脸色严肃得像块铁板，反复叮嘱：“小子，守夜的规矩就一条，记死了——每天子时整，必须拿着梆子，在场部院子的四个角，东南西北各敲三遍，一遍不能多，一遍不能少。敲完赶紧回值守房，别瞎溜达，更别往废木料棚那边去。”
刘炮是场里的老人，据说在这儿待了快四十年，早年是林场的炮手，枪法准，性子烈，说话办事都带着股子不容置疑的狠劲。他脸上刻满了风霜，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雪粒，眼神浑浊却透着股子慑人的光。李树森当时随口应着，心里却没当回事，只觉得这都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封建迷信，无非是用来吓唬人的。不就是敲梆子吗？多敲一遍少敲一遍，能有什么差别？山里的野兽要是真来了，敲几声梆子就能吓走？他心里暗笑，觉得这些老工人真是被山里的日子磨得太胆小了。
食堂的烟囱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混着煤烟味，在风雪里弥漫开来。李树森转身往食堂走，脚下的积雪没到了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不小的劲，雪粒钻进裤脚，凉得他一哆嗦。食堂里已经坐了几个人，都是场里的工人，正围着桌子烤火，手里端着搪瓷缸，里面是滚烫的茶水。老工头刘炮坐在最里面的位置，手里夹着一根自卷的旱烟，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更显阴沉。会计老赵坐在旁边，戴着一副老花镜，正低头算着什么，眉头皱得紧紧的。
“树森，来了？快坐，刚热好的红薯，赶紧吃一个暖暖身子。”做饭的王婶见他进来，从灶膛里掏出一个烤得焦黑的红薯，递了过去。王婶是场里唯一的女人，丈夫早年在山里出事了，她就留在林场做饭，性子和善，对李树森这个城里来的年轻人格外照顾。
李树森接过红薯，烫得他直换手，剥开焦黑的外皮，里面的瓤金灿灿的，冒着热气，咬一口，又甜又糯，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肚子里，舒服得他叹了口气。“谢谢王婶。”他找了个空位坐下，旁边的几个工人跟他打了声招呼，又继续聊起了天，无非是抱怨日子难，盼着雪化了能出山买点东西。
“小子，今晚是你值夜的第三晚，梆子的规矩记牢了？”刘炮突然开口，声音粗哑，打破了食堂里的喧闹。
李树森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记牢了刘叔，子时整，四个方向各敲三遍。”
“不是记牢，是要刻在骨子里。”刘炮把烟蒂摁在地上的炉灰里，眼神直直地盯着他，“山里的规矩，不是闹着玩的。三十年前，就有个守夜的，就是因为坏了规矩，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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