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冬天，是能冻碎骨头的。那是九八年的腊月，雪下得邪乎，白毛风一刮起来，天地间就剩下惨白一片。老周他们那个伐木点，扎在三十里没人烟的老林深处，工棚是用原木搭的，缝隙里塞着苔藓和泥巴，可风还是能钻进来，夜里睡觉得把棉袄棉裤全压在被子上。
工棚里拢共八个汉子，都是附近林场下岗后硬着头皮进深山的。老周年纪最长，四十七了，家里儿子等着钱娶媳妇，媳妇的哮喘药也没断过。他话不多，伐木是把好手，油锯使得稳当，放树从没出过岔子。可这些日子，他眼神总往营地北边那片背阴坡瞟。
那里有棵老樟子松，两人合抱粗，树皮黝黑皲裂，远远看着，那纹路竟像一张张挤在一起、痛苦扭曲的人脸。更邪门的是，那树周围十来步，寸草不生，连个麻雀脚印都没有。大中午日头最好的时候，你走近了，还能感觉一股子寒气从脚底板往上窜，比别处冷上好几分。老周听早年老辈的鄂伦春向导叨咕过，说那叫“冻魂树”，里头钉着以前的冻死鬼，怨气结了冰，成了精，谁动谁倒霉。
可工头说了，那棵树材质极好，纹路密实，运出去能值大价钱。谁要是肯伐，工钱双倍，当场结现。其他工友都缩脖子，老周盯着工头手里那叠红票子，喉咙动了动。
“周哥，犯不上，”年轻的二柱子拉他，“这钱烫手。”工友老吴也劝：“这地方邪性事儿多了，宁可信其有。”
老周没吭声，夜里摸着媳妇从家捎来的信，信上说儿子对象家催了，彩礼还差一截。他把烟抽到过滤嘴烫手，第二天一早，拎起油锯就往外走。
那天嘎嘎冷，吐口唾沫没落地就成冰碴。老周走到冻魂树下，那股寒气更明显了，像有无形的手摸他的脸。他定了定神，启动油锯。锯齿啃进树干的声音不对劲，不是通常的“呜呜”嘶吼，而是夹杂着一种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咔咔”声，像是锯在冰坨子上。锯末飞溅出来，落在雪地上，竟是淡蓝色的，带着冰晶。
锯到深处，油锯猛地一震，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老周停下，扒开锯口往里看。树心不是木头，是一层浑浊的、泛着青黑色的冰。冰层里，隐约有东西。他心一横，换了方向又开了个锯口。这回看清了，冰里嵌着半个人。
是个男人，上半身，穿着破烂的、民国式样的厚棉袄，脸色青白，嘴唇紫黑，眼睛竟然微睁着，空洞地望着前方。一只僵硬的手从冰里伸出来些许，手指弯曲，呈抓握状，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和冰屑。尸体保存得太完好，连睫毛上的白霜都清晰可见，仿佛昨天才冻进去。一股混合着陈年寒气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腥味的冷风，从树心的破洞里幽幽地吹出来，拂过老周的脸。
老周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连滚爬爬跑回工棚，脸色比外面的雪还白。工头听说树伐倒了，高兴地数了钱给他，可看到老周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又瞥见他裤腿上沾的淡蓝色锯末，笑容敛了敛，没多问，只催着大家去把原木截断运回营地。
那半截藏着尸体的树干，被单独放在堆木场的角落，没人敢靠近。夜里，老周攥着双倍工钱，却觉得那纸币冰凉刺骨。工棚里鼾声四起，他瞪着眼看黑黢黢的房梁。就在后半夜，万籁俱寂时，一阵声音响了起来。
“咯吱……咯吱……”
很轻，很有规律，像是用什么东西在慢慢刮擦。声音来自窗户。老周住的铺位靠窗，他浑身汗毛倒竖，慢慢扭过头。窗玻璃外是浓得化不开的夜色，借着雪地微弱的反光，他看见玻璃外侧，贴着一片模糊的、正在缓缓移动的白影，那“咯吱”声，正是白影摩擦玻璃发出的。没有手印，没有形状，就是一片凝聚不散的寒雾，在一下、一下地抠着。
老周用被子蒙住头，浑身抖得像风中的叶子。那声音响了差不多一支烟的工夫，消失了。第二天，他黑着眼圈说起，二柱子笑他眼花，老吴却皱着眉，把自己床头的铁钎子挪到了手边。
诡异的事开始接连发生。先是负责做饭的老李头，中午出去解手，就在工棚后头十几米远的地方，一去就是个把钟头。大家找出去，发现他绕着几棵熟悉的矮杉树来回转圈，眼神发直，嘴里嗬嗬有声，手里死死攥着一把东西。掰开一看，是几片新鲜的、带着清冽松油味的樟子松木屑。当天晚上，老李头就发起了高烧，说明话，喊冷，裹着两床被子还哆嗦。天亮时，人已经僵了，脸上却凝固着一种奇怪的、仿佛看到什么的惊恐表情。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工头想走，可大雪封了山路，车进不来出不去。第二天，轮到二柱子。小伙子傍晚去检查陷阱，回来时迷了路。对讲机里他声音带着哭腔：“周哥，吴叔，我眼前全是雾，走不出去，太冷了……”信号断断续续，最后只剩下一片沙沙声。大家打着手电找到他时，他倒在离营地不到五百米的沟里，身体蜷缩，早已冻硬。掰开他紧握的手心，里面同样是一片湿冷的樟子松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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