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年三十，像块冻硬的铁板。赵大山蹲在了望塔的铁皮炉子前，往火堆里添了块松明子。火苗“噼啪”炸开，映得他脸上的皱纹一跳一跳的——那是五十八年风雪刻下的年轮。他伸手烤了烤，指节上的冻疮又痒又疼，像有无数蚂蚁在啃。窗外，月光泼在雪地上，亮得扎眼，风早停了，整片山林静得能听见雪粒子簌簌往下掉的声音。
“该走了。”他嘟囔着，抓起挂在墙上的皮帽子。帽子是狍子皮的，毛都磨秃了，可挡风；里面衬着层兔毛，贴着头皮暖烘烘的。他又摸了摸腰间的铜哨——那是老跑山人传下来的，吹起来能传三里地；再检查了绑腿上的匕首，刀刃磨得能刮胡子；最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个铁皮酒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口。酒是自酿的苞谷烧，火辣辣地顺着嗓子眼往下烧，烧得胃里暖乎乎的。他打了个酒嗝，把酒壶塞回怀里，踩着梯子下了了望塔。
雪地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踩在厚棉被上。赵大山缩着脖子，呼出的白气在胡子上结了层霜。他走得慢，每一步都踩实了——这天气，一步踩空就能摔个半死。他巡山的路线是固定的：先往东，到“老鹰崖”看看有没有偷猎的；再往南，绕过“鬼见愁”那片松林；最后往西，经过“死人沟”，回到哨所。这条路他走了三十多年，闭着眼都能摸回来。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年三十，山里空得邪乎，连只兔子都没见着。往常这时候，总有些野物出来找吃的，可今天，雪地上连个脚印都没有。
“邪门。”他嘟囔着，裹紧了棉袄。棉袄是老伴儿去年新做的，里子塞了新棉花，可还是挡不住这冷。零下三十多度，风像刀子，割得脸生疼。他摸了摸脸，摸到一手冰碴子——原来是鼻涕冻住了。他咧嘴笑了笑，用袖子抹了把脸，继续往前走。
走到“死人沟”的时候，月亮正升到头顶。月光把雪地照得发蓝，像铺了层银粉。赵大山停住脚，抬头看了看。这地方他来过无数次，可每次到这儿，心里都发毛。“死人沟”是个山谷，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窄道通出去。几十年前，五个猎户就是在这儿冻死的——听说他们是大年三十进的山，说是要追一对“成了精的雪貂”。那雪貂通体雪白，眼睛是红的，跑起来像阵风。猎户们追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这谷里没了音讯。等村里人找到他们时，五个人都冻硬了，脸上的表情扭曲得吓人，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从那以后，这地方就邪了——有人说晚上能听见摔跤的声音，有人说看见两个光屁股的小孩在雪地里打滚，还有人说，那五个猎户的魂儿还在这儿，等着找替身……
赵大山不信这些。他是老跑山人的后代，父亲活着的时候，常给他讲山里的规矩：“山里有山灵，不能直呼名讳；雪地里叫了名字不能回头，不然魂儿就被勾走了；还有，年三十别进山，尤其是‘死人沟’……”可今天不一样——他是护林员，年三十也得巡山。他不信邪，可心里还是发虚。他摸了摸腰间的铜哨，又抿了口酒，硬着头皮往谷里走。
刚进谷，他就觉得不对劲。雪地上有脚印——不是人的，也不是野兽的。那脚印圆圆的，像小孩的脚，可又太浅了，像是踩在棉花上。他蹲下身，用手指量了量——脚印只有他手指长，可这谷里的雪有半尺厚，就算是大人踩上去，也得陷下去半截。这脚印，像是飘在雪上的。
他站起身，顺着脚印往前走。脚印在月光下泛着蓝光，像撒了把银粉。他走了十几步，突然听见“咚”的一声。声音不大，可在这死寂的山谷里，却像炸雷。他猛地回头，啥也没看见。再往前走，又听见“咚”的一声，像是有人在地上跺脚。他停下脚，屏住呼吸，听见雪地里传来“沙沙”的响动，像是有人在挪步子。
他慢慢转过身，眼睛瞪得溜圆。月光下，两个小孩正站在雪地里，面对面摔跤。
那两个小孩七八岁的样子，浑身精光，连片布都没裹。他们的皮肤白得发青，像冻硬的鱼；头发编成两条小辫子，垂在肩膀上；眼睛黑得发亮，像两口深井。最邪门的是他们的动作——他们摔跤的招式，赵大山认得。
“布库。”他心里一紧。
“布库”是满族的传统摔跤，又叫“善扑”。赵大山年轻时在县城见过，那些摔跤手穿着坎肩，扎着腰带，动作大开大合，吼声震天。可眼前这两个小孩，动作却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吼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他们的动作又快又狠，像两条蛇缠在一起。赵大山眯起眼，看清了他们的招式：“泼脚”——一脚踢向对方小腿，快得像闪电；“缠腰”——双手抱住对方腰，往下一坠，把人摔出去；“挑钩子”——一脚勾住对方脚踝，往上一挑，人就飞起来了……这些招式，都是“八旗布库”里的绝活，寻常人练一辈子都练不出来。
可这两个小孩，却用得娴熟无比。他们的动作没有一丝多余，每一下都冲着要害去。赵大山看得头皮发麻——这哪是小孩？这分明是两个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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