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风，是带着刀子的。
老李裹紧了身上那件打了三层补丁的老羊皮袄，下巴往领子里缩了缩，呼出的白气刚到眼前就被风撕成碎片。他手里的马鞭扬起来又轻轻落下，只是在老马“老伙计”的鬃毛上扫了一下，声音裹在呼啸的风雪里，低得像自语：“加把劲，过了前面那道梁，就能望见镇子的灯了。”
老伙计打了个响鼻，喷出的白气里带着浓重的马汗味。这匹蒙古马跟了他十三年，从枣红色的壮小伙熬成了鬃毛泛白的老骨头，脊梁上的车辕压出的印子，比老李自己手上的老茧还深。它的耳朵耷拉着，时不时往身后扫一眼，蹄子踩在积雪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陷进半尺深的雪窝子，拔出来时带着冰碴子。
这是今年冬天最烈的一场“大烟炮”。从下午出山接货开始，雪就没停过，风卷着雪沫子，像无数细小的冰锥子，往人的脸上、脖子里钻。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连太阳落下去的痕迹都没有，才刚过酉时，就黑得像是泼了墨。只有车辕上挂着的那盏马灯，在风雪里摇摇晃晃，投出一圈昏黄的光，勉强照亮眼前三尺远的路。
老李赶的是辆老式的胶轮马车，车厢里堆着给山外镇子供销社送的年货——成箱的冻梨、冻柿子，捆得紧实的粉条，还有几坛散装的高粱酒。车板上盖着厚厚的油布，用麻绳勒了三道，可雪还是顺着油布的缝隙往里渗，冻得车厢边缘结了一层薄冰。
他今年五十四，脸上的皱纹比山路上的车辙还深，眼角和嘴角的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风霜。左手的小指缺了半截，那是十年前赶车翻沟时被木头砸的，现在天一冷就钻心地疼。他这辈子就靠赶车吃饭，从年轻时跟着老把式跑关东，到后来自己养马出车，长白山脚下这百十里的山路，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哪块石头是歪的，哪道弯子要减速。
只是这趟活，他本不想接。大年二十八，谁不想守着热炕头，哪怕啃口冻馒头都比在雪地里遭罪强。可供销社的王主任亲自找上门，说镇子上的老百姓等着这些年货过年，给的工钱比平时翻了两倍。老李摸了摸炕席下瘪下去的钱袋，又看了看窗台上妻子的药瓶，终究还是点了头。
风突然转了个向，掀起马灯的灯罩，火苗“噗”地一下缩成了黄豆大小。老伙计猛地停下脚步，不安地刨着蹄子，耳朵竖得笔直，朝着身后的黑暗打响鼻。老李的心也跟着一沉，握紧了手里的马鞭——这深山里的规矩他懂，马比人灵，能察觉到常人听不见、看不见的东西。
“咋了老伙计？惊着了？”他拍了拍马脖子，掌心能感觉到老伙计皮肤下的肌肉在颤抖。顺着马的目光回头望去，风雪弥漫的黑暗里，除了漫天飞舞的雪片，什么都没有。可那股莫名的寒意，却顺着后颈窝往下钻，比风雪还冷。
他想起年轻时听老把式说过，深山里的雪夜不能停，一停就容易招“东西”。于是狠狠心，在马屁股上轻轻抽了一鞭：“走了，别磨蹭，再晚就赶不上热乎饭了。”
老伙计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迈开了脚步。只是这一次，它的速度明显慢了，蹄子踩在雪地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老李也放慢了车速，眼睛时不时往身后瞟，马灯的光虽然微弱，却也能照出身后十几米的距离。风雪依旧，除了风声和马蹄声，再没有别的动静。他自嘲地笑了笑，大概是年纪大了，胆子也跟着小了，连马的惊惶都能跟着胡思乱想。
车厢里的年货堆得老高，冻梨的寒气透过油布渗出来，和外面的风雪混在一起，冻得老李的手指都有些发麻。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硬邦邦的冻馒头，塞进嘴里啃了一口，冰碴子硌得牙生疼，嚼了半天才能咽下去。这馒头是早上出门前，妻子蒸好给他当干粮的，现在早就冻透了，像块石头。
嚼着馒头，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大雪天，他带着七岁的儿子小柱子进山拉柴。小柱子坐在副驾上，手里攥着个红绳系着的布老虎，叽叽喳喳地问东问西，说等过年了，要让爹给他买一串糖葫芦。可谁能想到，走到半道上，马车突然打滑翻进了沟里，等他从雪堆里爬出来，找到小柱子时，孩子已经没了气，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布老虎，脸冻得发紫。
这些年，他没再敢带任何人进山赶车，身边只有老伙计陪着。妻子的身体越来越差，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他总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儿子，要是那天他赶车再慢一点，要是他把小柱子抱得再紧一点，说不定孩子就不会出事。这份愧疚像块石头，压在他心里，沉甸甸的，喘不过气。
风势渐渐弱了些，不再是那种能把人吹倒的“大烟炮”，变成了细密的雪沫子，像白面一样撒下来。马灯的光也稳定了些，能照出更远的路。就在这时，老伙计突然又停了下来，这次它没有刨蹄子，而是猛地转过身，朝着身后的黑暗嘶吼起来，鬃毛倒竖，眼睛里满是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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