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在记笔记，有人在互相交换眼神——那种“果然如此”的眼神。张怀仁没有停下来。他继续说下去。
“第二次DNA鉴定，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做的。结果和第一次一样——孩子与韩振宇先生没有亲子关系。”
他停顿了一下，从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翻开，把里面的一沓文件举起来——打印出来的，有表格，有数据，有公章，有签名。
他把那些文件放在桌上，用手指着上面那些红色的箭头和圈出来的数字。
“大家可以上来拍，”他说，“这些是原始文件的复印件，原件我已经交给了韩振宇曾经的司机陈小阳。”
台下有人站起来，拿着相机冲上来拍照。闪光灯又密集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像几百只鸟在叫，声音刺耳而急促，把整个多功能厅都淹没在一种白花花的光海里。
张怀仁坐着没有动，他让那些人拍完了，然后继续说。
“其次，”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说一件他不愿意说但不得不说的事，“我要承认一件事。我做了错事。我收了他的钱。他给了我一张支票，金额是——人民币五百万元。”
台下又骚动起来。那声音比刚才更大了，像一群蜜蜂从蜂巢里涌出来，翅膀扇动着，发出嗡嗡嗡的响声。有人在“啊”了一声，有人在摇头，有人在冷笑。
张怀仁从文件夹里拿出另一份文件——一张支票的复印件和一张银行卡。支票上写着韩振宇的名字，写着四百五十万元的金额，写着日期——那是叶如娇生产之日的前五天，张怀仁去银行兑现的日期。
他举起来，让摄像机拍。
银行卡是韩振宇让陈小阳给他的尾款，是在叶如娇生产当日，DNA报告出来之后。
“这是韩振宇先生给我的支票，”他说，“条件是——我修改DNA报告，把他‘非亲生’改成‘亲生’。”
他的嘴唇在抖，不是紧张，是羞愧。他的目光从那张支票上移开，看着台下，像是在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我做了。我收了钱，我帮他改了，我帮他骗过了所有人。我告诉韩振宇先生的家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孩子是他的。但是，那些话，那些报告全是假的。”
台下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我没有话要说”的安静，是“我需要消化一下”的安静。像一个在吃饭的人，突然被噎住了，需要停下来，喝一口水，等食物顺着食道滑下去，才能继续。
张怀仁沉默了五秒钟。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抓着，像一个在努力稳住自己的人。
阿金在后面看着他，没有动，但他的目光变了一下，从刚才的观察变成了一种确认——“他还在控制之内，他还在按照剧本走。”
“我决定辞去滨海市协和医院所有职务，”张怀仁的声音越来越低，像一个在自言自语的人，“原因是我违背了医德。我不配当医生。我不配穿那件白大褂。我不配站在手术台前面。更不配做一位院长。”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他的目光从那排摄像机上面滑过去，滑到台下的某个人身上——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想看着一个人说话，他不想对着那些亮着的红色指示灯说话。
“我向大家道歉，”他说，“向那些信任我的病人道歉，向那些等着我救命的患者道歉，向叶如娇女士道歉——她不知道。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她以为自己嫁进了一个爱她的家庭，以为自己生了韩振宇先生的儿子。她不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被预先设计好的。”
台下有人在擦眼睛——不知道是感动，还是沙尘进了眼睛。有女记者低下头，在采访本上写着什么，笔尖划纸的声音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清晰。
张怀仁继续说了下去。他的声音从最初的颤抖变得平稳，从平稳变得笃定，像一个在走一条很长的路的人，开始的时候走得很慢，很小心，但走着走着，他就习惯了那条路的坑坑洼洼，习惯了那些绊脚的石头，就不再怕了。
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一个音频文件，按下播放键。音响里传出了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韩振宇的。
“张医生，那件事……你办得怎么样？”
“韩董，您放心，办好了。报告已经改好了，原件我也处理了。”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吧？”
“不会的。只有您和我。”
“那就好。明天我会派人将支票送到你的手上。”
“谢谢韩董。”
录音很短，不到两分钟，但每一秒都像一把锤子，在锤在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上。台下有人张开了嘴巴，有人在摇头，有人在互相交换那种“天哪”的眼神。
张怀仁把录音关掉了，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台下。
“这个录音，”他说，“是韩振宇先生来找我修改报告的时候，我录下来的。我当时的目的不是要揭发他，我是想留一手——怕他事后反悔，怕他不给我钱，怕他把我当弃子丢掉。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把这段录音公开。我没有想到，我会站在这里，对着所有人说——‘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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