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之后的数日，金陵城并未恢复往日的平静，反而沉浸在一片更为务实、也更为微妙的外交与商业热潮之中。
会同馆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国博览会”与“外交角力场”。
各国使团在初步的震撼与敬畏过后，迅速调整心态，开始各显神通，力图在有限的觐见期内，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
礼部、鸿胪寺、市舶司乃至户部的官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每日，会同馆各区域的厅堂内，都上演着不同形式的会谈、展示与谈判。
旧港-南洋使团最为务实。宣慰使施济孙多次求见太子朱雄英与分管海贸的市舶司官员，核心诉求明确：希望大明水师进一步加强对南洋商路的巡航力度，剿灭残余海盗；请求扩大旧港、满剌加等港作为大明商品集散地的规模，并派遣更多工匠指导当地发展丝绸、瓷器加工等初级产业；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南洋特产的香料、锡矿、贵重木材、珍珠等货物清单，寻求长期稳定的采购协议。
“殿下，诸位大人，”施济孙在一次会谈中恳切道，“南洋诸国，仰赖天朝如婴孩之仰父母。海路靖，则商贾通。商贾通，则百姓足；百姓足，则藩篱固。恳请天朝永驻水师威仪，我等小邦，必岁岁来朝，恪守臣礼，永为大明海上屏藩。”姿态放得极低，利益诉求却清晰实在。
朱雄英应对得体，既肯定了旧港等地的忠诚与重要性，承诺水师保护商路是应有之义，也对扩大贸易和有限度的技术扩散表达了开放态度，但强调一切需遵循朝廷章程，在“大明银行”和市舶司的监管框架下进行。双方相谈甚欢，初步达成了多项意向。
相比之下，西洋使团的活动则更为多样，也更具试探性。
葡萄牙使者迪奥戈·佩雷斯一方面积极与礼部接洽，希望能获得比现有“广州一口通商”更优厚的贸易条件，比如降低关税、允许在更多港口设立商馆、获得更自由的传教许可（此点被礼部以“中华自有圣教，夷教不可乱法度”为由谨慎回绝）。
另一方面，他及其随行人员，对大明的新技术表现出近乎痴迷的兴趣。
他们数次请求参观“火车”，虽然未能获准进入核心的机车制造厂和驾驶室，但在礼部安排下，得以在龙江站外围，近距离观察了火车进出站、装卸货物的过程。
那钢铁巨兽的磅礴力量与精确调度，再次深深震撼了他们。佩雷斯私下对洛佩兹感叹：“若能掌握此等铸造铁轨与驱动巨车的技术，我国足以称霸欧陆……可惜，看来他们防范甚严。”
他们也对大明的火器充满好奇。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如邀请大明低级军官赴宴），他们试图了解后膛枪和那些重炮的更多细节，但明军纪律严明，口风极紧，收获寥寥。
反而是一位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的随行学者，在参观帝国大学（有限开放区域）时，与数算学院的几位教授和学生进行了友好的学术交流，互相验证了一些几何和天文计算，并获赠了一幅最新绘制的、精度远超欧陆现有水平的《大明寰宇全图》副本（当然，某些敏感军事区域和最新探索航线有所保留）。这份礼物让佩雷斯如获至宝，其战略价值难以估量。
最让佩雷斯感到意外的是，在一次由吴王朱栋主持的小范围宴请（主要邀请几位重要西洋使者）上，这位以“科学亲王”闻名的大明实权人物，竟然主动问起了欧陆最新的航海技术、钟表制造、乃至几何学、透视法的发展情况，态度平和而充满求知欲，并无居高临下的鄙夷。
佩雷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尽力展示欧陆的技术与思想成就，同时也更加确信，这位吴王，才是真正理解技术力量、并可能推动变革的关键人物。
西域诸部使团则更侧重于传统的丝绸之路利益。
阿里·哈桑等商队首领，与户部、茶马司的官员反复磋商，希望提高茶叶、丝绸、瓷器的采购配额，降低沿途关税，并请求大明朝廷出面，协调与北方草原部落以及帖木儿帝国残余势力的关系，保障陆路商队安全。
他们也带来了波斯的羊毛地毯、大食的宝石、西域的美玉和骏马，希望能打开更大的市场。朝廷对此态度积极，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有助于巩固西北边疆，平衡海贸，朱标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优惠政策，并加强嘉峪关以西的驿站建设和武装护卫力量。
朝鲜、琉球等近藩使团，除了巩固政治宗属关系，更多地是请求派遣更多的儒学教授、医官、工匠，学习大明的典章制度、农业技术和医药知识，其恭顺勤勉，令朝廷十分满意。
在这场外交盛宴中，帝国大学的学生们也并未置身事外。在朝廷的默许和安排下，一些成绩优异、外语能力尚可（或通过通译）的学生，被允许有限度地参与同各国使团中年轻学者、商人的交流活动。
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便在一次由鸿胪寺组织的“中外青年才俊文会”上，与几位西洋、西域的年轻学者有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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