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会设在秦淮河畔一处清雅的园林中。
杨荣对数算和天文兴趣浓厚，与那位葡萄牙学者迭戈（非使者，是随行学者）相谈甚欢。
两人通过通译和大量手势和在地上画图的方式，讨论着勾股定理的不同证明和行星运行模型。
杨荣发现对方在几何证明上颇有独到之处，而对方则对杨荣掌握的《九章算术》中一些实用算法和杨辉三角大加赞叹。
杨士奇则与一位来自撒马尔罕、精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年轻学者阿卜杜勒交谈。
他们的话题从诗歌哲学，转向治国理念。阿卜杜勒对大明高效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帝国治理充满好奇，杨士奇则从《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的角度，阐述“居安思危”、“民为邦本”等思想，并谨慎地询问了帖木儿帝国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局势。两人都惊讶于对方文明的深度与思辨能力。
杨溥起初有些拘谨，但他的质朴和务实很快引起了两位来自暹罗、关心农事的贵族子弟的兴趣。
他们用简单的词汇和图画，交流起水稻种植、水利灌溉的经验。杨溥惊讶地发现，暹罗的一些田间管理方法颇有可取之处，而对方则对大明推广的新式农具和堆肥技术羡慕不已。
这次文会虽小，却意义非凡。它让这些未来的大明栋梁，第一次真正跳出了“天朝上国”的固有视角，以相对平等的姿态，接触到异域的文化与思想，开阔了眼界，也种下了未来更广泛交流的种子。
杨荣在文会后对杨士奇感叹：“士奇兄，往日只觉我中华文明独步天下，今日与那西人学者一谈，方知海外亦有精思妙想。闭门造车，终非长久之道。”
杨士奇颔首：“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师法四海，择善而从，方能使我文明愈久弥新。然根本之道，不可动摇。”
时间在忙碌的交流与谈判中飞速流逝。转眼到了三月下旬，大部分使团开始陆续准备返程。临行前，皇帝朱标再次在奉天殿设宴饯行，并赐予各国使团回礼——和他们贡品价值同等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以及象征性的“勘合符”（贸易许可凭证）和“诰命敕书”（对各国国王的正式册封或嘉奖文书）。
在最后一场由吴王朱栋主持的、相对私密的告别晚宴上，迪奥戈·佩雷斯终于忍不住，向朱栋提出了一个萦绕心头许久的问题：“尊敬的吴王殿下，鄙人有一惑，不知当问否。贵国拥有如此强盛的武力、精巧的技艺、富庶的物产，为何不似欧陆诸国那般，热衷于远航探险、开拓殖民地、传播……商业与信仰呢？”他的问题很委婉，但潜台词是：为何大明没有表现出如同葡萄牙、西班牙那样的全球扩张野心？
朱栋闻言，放下酒杯，目光平静地看向佩雷斯，以及席间其他几位竖起耳朵的西洋使者，缓缓道：“佩雷斯使者的问题，很有趣。我华夏先贤有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大明修武备，是为守土安民，御敌于国门之外，而非恃强凌弱，掠夺四方。”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远航探险，我们大明也有船队下西洋，比你们西洋还要早。我们见识过四海的风浪，也结交过远邦的朋友。然我朝皇帝陛下与朝廷认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贸易互利，可也；传播王化，可也；但若以刀兵强行征服，掠其土地，奴役其民，非仁者所为，亦非长久之计。我大明所求，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协和万邦’、‘四海升平’之天下。我们更愿意通过公平的贸易、文明的交流、彼此的尊重，来建立一种……更为持久、也更为稳固的秩序。”
这番话，既有传统儒家“以德服人”的思想，又隐约透露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对“殖民主义”的反思与否定，更彰显了一种基于自身强大实力的从容与自信。它并非软弱，而是对力量更具掌控力的表现。
佩雷斯等人听完通译的转述，陷入了沉思。他们来自一个正在开启大航海时代、充满竞争与征服欲望的欧洲，大明这种“强大却似乎不谋求无限扩张”的形态，让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有些难以理解，但同时又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属于古老文明的智慧与气度。
“殿下的胸怀与见解，令人敬佩。”佩雷斯最终躬身道，“或许，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道路。鄙人期待，未来葡萄牙与大明之间，能有更多基于尊重与互利的交流。”
“这正是本王所愿。”朱栋举杯示意。
乾元十一年四月末，最后一批使团船只驶离龙江码头，升帆启航，消失在长江入海口的烟波之中。持续近一个月的“万邦朝觐”盛会，终于落下帷幕。
此次朝觐，影响深远。它不仅极大地巩固了大明在东亚、东南亚乃至部分西洋地区的宗主国地位和威望，更通过有节制的实力展示与文化技术交流，为未来数十年的和平贸易与有限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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