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议一出，几位大学士微微颔首，觉得颇有道理。连朱标也露出思索之色。
然而，韩宜可闻言，立刻眉头紧锁，如同听到了极不妥当的言论。
他未等其他人附和，便朗声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如钉，楔入众人耳中：“吴阁老此议，我以为大谬不然！”他目光锐利地扫过吴琳，随即转向朱标和朱栋，“陛下，王爷！东瀛新附，民心思变，正因如此，更需示之以大明法度之森严，吏治之清明！若因‘新附’便可法外施恩，放宽考成标准，则无异于纵容庸碌，默许贪渎！此辈官员，见朝廷标准宽松，必生懈怠之心，甚至变本加厉，盘剥新附之民以自肥！此举非但不能安抚，反而会积攒民怨，使新土之民视我大明王化与前朝暴政无异！此非怀柔，实为养痈遗患！”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痛激昂：“况且，《大明官员考成法》乃太上皇钦定，天下通行，法度森严，方有今日吏治渐清之局面。何以独东瀛可例外？若此例一开，他日云贵、岭北、乃至西域诸地，皆可援引此例，要求宽宥。法之权威，必将荡然无存！《管子》有云，‘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法令不行，则国必乱！臣恳请陛下、王爷，东瀛官员大计，非但不能放宽，反应较内地更为严格，以最严之尺，选拔最优之吏，树立清正典范，方能收长久治安之效！”
这一番话，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将“特殊情形”的短期便利与“法律权威”的长期根本尖锐对立起来，驳得吴琳面红耳赤，一时竟无从反驳，只能尴尬地看向朱标和朱栋。
朱栋眼中闪过一丝激赏，他沉吟片刻，开口道：“韩大人所言，振聋发聩，切中要害。立法之权威，乃国之基石，确实不可因一时一地之情由而轻废。东瀛新土，正需以严明法纪立信于民，以清廉政风赢得人心。大计标准，必须严格依循《考成法》执行，绝无例外。”
朱标也从善如流，当即拍板：“二弟与韩爱卿之议，老成谋国，深合朕意。便依此办理。吏部需拟定详细章程，务使东瀛大计，公正严明，不枉不纵。”
这次交锋，虽只涉及具体政务，却让在座的所有人，包括老成持重的刘三吾、精于律法的杨靖、刚直务实的茹太素，都清晰地感受到了韩宜可那迥异于刘基的、刚猛无俦的行事风格。
他不是隐藏在幕后的弈棋者，他是挺立在潮头的弄潮儿，他的立场、他的原则、他的底线，清晰如划破夜空的闪电，不容丝毫模糊与妥协。
文官集团内部的势力格局，因此而开始了一次无声却深刻的微调。
一些原本与勋贵集团关系密切、或自身不那么干净的官员，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韩宜可，行事更加谨慎，甚至暗中串联，试图寻找这柄“洪武剑”的弱点。
而一些出身清流、锐意改革、或单纯渴望一个更公正环境的官员，则隐隐将韩宜可视作了朝堂上的“清流”领袖，虽然韩宜可本人未必愿意担当此名，但其刚正不阿的形象，已然成为一种象征。
韩宜可的存在，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整个朝堂。
他不仅深刻影响着议政处的决策氛围和议事规则，也开始通过其门生故旧（多为科道言官、刑名官吏）以及其本身巨大的声望，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官场的风气。
一股强大的、以“法理”和“风宪”为旗帜的制约力量，正在迅速成形，与以吴王朱栋为代表的、强调效率、开拓与技术的“实干派”，以及盘根错节的传统功勋贵族、地方士绅利益集团，构成了新的、更加复杂的三足鼎立之势。
暮色渐沉，朱栋独自走出文华殿，站在汉白玉的台阶上，眺望着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宫城殿宇。秋风萧瑟，卷起几片落叶，带着深秋的凉意。他想起刘基临行前那洞悉一切的眼神与关于“制衡”的谆谆告诫，又想起韩宜可今日在议政处那不容置疑的铿锵之声。
“新老交替，平衡之道……”朱栋低声自语，嘴角泛起一丝难以捉摸的弧度。
刘基的智慧在于预判与调和，而韩宜可的力量在于执行与破立。
失去一位能弥合矛盾的智者，换来一位能廓清寰宇的猛士，这其中的得失，唯有时间才能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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