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五，大朝会。
紫宸殿内气氛凝重如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今日要议的，是酝酿已久的科举改制方案。
殿中百官分列，革新派与保守派无形中对峙。范纯礼、张方平、苏轼、薛向等人面色沉静，眼神坚定。而对面，以李璟、周明达为首的一批老臣，则神情肃穆，隐隐带着决绝之色。更多人则垂首低眉，暗自观察。
赵小川端坐御座，冕旒后的目光平静扫过下方，心中了然：今日必有一场硬仗。
果然，礼部尚书周明达率先出列，手持笏板，声音苍劲却带着明显的抵触：“陛下，臣奉旨主持草拟《科举改制章程》，历时三月，数易其稿。然其中若干条款，臣百思难解，忧心忡忡，不得不直言进谏。”
他展开手中章程副本，朗声道：“章程第一条：‘增设算学、格物、律法三科，与进士科并列，同授官职’——臣请问：算学不过是账房之术，格物无非工匠之技，律法更是胥吏之学，岂能与圣人经义相提并论？若此三科出身者亦可为官，则士大夫与匠人胥吏同列朝堂，礼制何存？斯文何在？！”
此言一出，殿中响起一片低低的附和声。许多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本能地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
赵小川未语，看向范纯礼。
范纯礼出列，不急不缓：“周尚书此言差矣。算学可明经济，格物可通物理，律法可晓刑名。治国安邦，岂能只靠经义文章？前唐有明算科，本朝初年亦曾试设明法科，皆是为国取实务之才。如今革新推行，盐政需算学人才厘清账目，漕运需格物人才改进器械，吏治需律法人才完善规章。增设三科，正是因时应变，补人才之缺。”
“范相此言大谬！”李璟颤巍巍出列，须发皆张，“治国之本，在道德教化，在圣贤之道！算学格物律法，皆是末技！若重末技而轻根本，则官员只知术数，不知仁义；只通器械，不明礼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苏轼忍不住出列反驳：“李中丞，道德教化固然重要，然空谈仁义，能治黄河水患否？能理漕运账目否？能断民间诉讼否？圣人亦云‘君子不器’，然‘不器’非‘无用’，乃是通晓诸器而后能不拘于一器！如今国事纷繁，急需各类专才。科举改制，正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又能办实事之人！”
“好一个‘办实事’！”周明达冷笑，“苏学士的意思是，我等读圣贤书出身的，都是不办实事之辈？！”
“下官不敢。”苏轼拱手，却不退让，“下官只是以为，科举取士，当为国选材，非为某一群体谋特权。若算学、格物、律法之才能利国利民，为何不能给其出路？难道只有熟读经义者，才配治国？”
“你！”周明达气结。
张方平此时出列，声音冷静如铁：“陛下，臣在东南查案时深有感触。盐政之弊，多因官员不懂算学，账目混乱，被胥吏玩弄于股掌；漕运之腐，多因官员不通格物，不知器械损耗如何核定，被匠头欺瞒；刑狱之冤，多因官员不谙律法，凭好恶断案，被讼师操纵。若科举能选拔通晓这些实务的人才充实地方，许多积弊可从根本上避免。”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且章程中明确，三科考生亦需考经义策论，只是比重稍减，绝非不重德行。此乃‘通才’与‘专才’并举之策，正是为了大宋长治久安！”
薛向也出列支持：“三司近年账目日益繁复，急需精通算学之人；将作监器械革新，急需通晓格物之人；各路刑狱积案，急需熟稔律法之人。科举不改，这些人才从何而来？难道永远靠胥吏匠人充数，让官员被其蒙蔽吗？”
革新派据理力争，保守派则引经据典，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殿中气氛越来越紧张。
就在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声音响起：
“臣，王雱，有本奏。”
众人目光转向这位一直沉默的参知政事。王雱年近五旬，素以学问渊博、持重中立着称，在朝中颇有威望。此刻他缓步出列，神色凝重。
“陛下，科举取士，关乎国本，关乎士心，关乎天下读书人之望。”王雱声音平缓，“臣细读章程，其中增设三科、调整比重、改革糊名誊录等条款，确有其合理之处。然改制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尤需慎重。”
他看向革新派：“范相、张御史所言实务之需，臣深以为然。治国确需各类人才。”
又看向保守派：“李中丞、周尚书所虑礼制斯文，亦非杞人忧天。若改制过激，伤了天下士子之心，动摇的是国朝根基。”
最后，他转向御座，深深一躬：“故臣斗胆进言：科举改制，势在必行，然宜缓不宜急，宜试不宜骤。可否先行试点？譬如，明年春闱，于江南东路、两浙路等文风鼎盛之地，试行新章，限额取士。待试行一科，观其成效，察其利弊，听取四方反馈，再行调整，逐步推广。如此，既可选拔实务人才，又不至引起天下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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