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善水最后一次清点手中的信封,每个信封里装着三千元,那是二十个山区孩子下学期的学费。他仔细核对名单,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一个名字。三十七岁的他做这件事已经十一年,熟练得如同呼吸。
“王小花,六年级,三千元;陈铁柱,初一,三千元……”他低声念着,声音因胃部持续的疼痛而微微发颤。
妻子杨小芸抱着六个月大的女儿站在门口,眉头微蹙:“这次不能等身体好点再去吗?医生说你的胃需要马上做详细检查。”
林善水勉强笑了笑,额上渗着细密的汗珠:“山区开学早,等检查做完就耽误孩子们报名了。这次是最后一次亲自送,我保证。”
这承诺他已许下多次,杨小芸不再相信,却也不再阻拦。她知道,对那些孩子而言,丈夫是救世主;而对丈夫而言,那些孩子是他活着的意义。
林善水将信封整齐地塞进破旧的公文包,这个包陪他跋涉了无数山路,边角已磨得发白。作为曾经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他本可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十一年前,一场在山区小学的义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看到那些因贫困即将辍学的孩子,他当晚便将演出费全部换成学费,资助了十个孩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为自己活过。
杨小芸递上一杯温水,看他服下止痛药。她爱这个男人,爱他的善良,却也暗自怨恨这份吞噬了他、也吞噬了全家生活的善良。他们住在城郊不足四十平米的廉租房,女儿出生的费用还是向朋友借的。林善水所有的演出收入,几乎都变成了远方孩子们书包里的课本和作业本。
“我三天后就回来。”林善水轻吻妻子的额头,又摸了摸女儿柔嫩的脸颊,然后转身步入黎明前的黑暗中。
他没能履行三天后回家的承诺。在送往最后一个村子的路上,林善水晕倒在崎岖的山路上。村民们将他送到县医院,随后转往省城。诊断结果残酷至极:晚期胃癌,已广泛转移。
医院的墙壁苍白得像葬礼上的布幔。林善水躺在病床上,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怀抱吉他、眼神明亮的歌手。化疗耗尽了他最后的气力,也耗尽了这个家微薄的积蓄。
“王医生的意思是,有一种靶向药,可能有效……”杨小芸声音微弱,不敢看丈夫的眼睛。
“多少钱?”林善水问。
“一个疗程三万多,不在医保范围内。”
病房里一片沉默,只有医疗设备规律的滴答声。他们心知肚明,连住院费都已难以承担,何谈昂贵的靶向药。
就在这时,林善水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号码,但区号是他熟悉的山区。
“喂,是林老师吗?”电话那头是个粗粝的男声。
“我是,您是哪位?”
“我是张磊的爸爸,张家村的。你不是说开学前把学费送来的吗?这都超了三天了,孩子还等着报名呢!”
林善水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有力些:“张大哥,实在对不起,我生病住院了,这次没能亲自送去。我让妻子尽快汇款给您。”
“住院?那我们孩子的学费咋办?”对方语气顿时紧张起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孩子还等着上学呢!”
林善水感到一阵刺痛,不知是来自癌变的胃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张大哥,我得了胃癌,晚期。现在确实困难,等我好点——”
“胃癌?”对方打断他,“那你要多久才能好?什么时候能去演出挣钱?孩子上学可不能等啊!”
林善水的手指紧紧攥住床单,指节发白:“我……尽量想办法。”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是不耐烦的声音:“那你快点想办法,别耽误孩子前程。”
通话结束的忙音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刺耳。杨小芸看着丈夫惨白的脸,无需多问也已明白。这是三个月来的第七个类似电话,没有一句问候,没有半点关心,只有理直气壮的索取。
“全部,”林善水喃喃自语,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十一年,两百多个孩子,没有一个人问问我的病,没有一个人。”
杨小芸紧紧握住丈夫冰凉的手,泪水无声滑落。她想起那些他们节衣缩食的日子,想起丈夫顶风冒雪为送学费跌伤的手臂,想起他们因为无力购置婚房而推迟的婚礼,想起女儿出生时连新衣服都舍不得买的窘迫。十一年来,丈夫资助的孩子达两百多个,花费超过八十万,而这些钱本可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让女儿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也许……也许只是个别家长,”她试图安慰,却觉得言语如此苍白。
林善水闭上双眼,不再说话。那天夜里,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林善水的葬礼简单而冷清。他曾经的音乐伙伴大多已失去联系,而被他资助过的学生和家长,无一人前来。只有少数亲友和几个老歌迷默默送别。杨小芸抱着女儿,看着棺木缓缓降入土中,感觉自己的某部分也随之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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