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整，床头的夜光钟表，秒针精准地划过表盘。林静的眼睫同时睁开，没有一丝迟疑，如同过去十年里的每一个早晨。她先侧耳倾听：身旁丈夫李国明的鼾声均匀而深沉，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旧机器；另一边儿童房里，八岁的女儿妞妞翻了个身，嘟囔着模糊的梦话。
林静无声地起身，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的触感让她彻底清醒。她像一枚精密的齿轮，开始嵌入这个三口之家日复一日的运转序列。浴室里，温水冲刷着昨夜残留的疲惫；厨房里，小米粥在砂锅里咕嘟着，散发出安稳的香气；熨斗滑过，丈夫的白衬衫和女儿的校服变得挺括，没有一丝褶皱。
七点整，她轻轻唤醒妞妞，用轻柔的歌声和温暖的毛巾迎接睡眼惺忪的女儿。七点半，李国明坐在餐桌前，面前是温度刚好的粥、煎蛋和几碟小菜。他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浏览新闻头条，偶尔对林静关于“晚上想吃什么”或“物业费该交了”的询问，发出“嗯”、“哦”的单音节回应。他不是不关心，只是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如同太阳东升西落。
八点整，李国明拎起公文包，在玄关换鞋。林静像往常一样，将他那只用了多年、边角有些磨损的皮质公文包递过去。“晚上有应酬吗？”她问。“不一定，看情况。”李国明回答，目光并未离开手机屏幕。门“咔哒”一声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八点十分，林静牵着妞妞的手出门。清晨的阳光斜照下来，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路上，妞妞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林静微笑着倾听。将妞妞送到校门口，看着那小小的身影蹦跳着融入晨光中的孩子群，林静才转身，沿着来路慢慢走回去。
她的世界，在这一刻，暂时缩小到只剩下那套一百二十平米、一尘不染却寂静得可怕的单元房。阳台上的几盆绿萝，在晨光里绿得有些刺眼。
下午三点五十分，实验小学门口已聚集起接孩子的家长。人群像潮水，在固定时间涌来，又迅速退去。班主任王老师习惯性地寻找那个总是提前五分钟到达的、衣着素净的身影——林静。
今天，那个位置空着。
三点五十五，四点，四点零五分。王老师皱起眉头。这太不寻常了。她拨通林静的电话，漫长的等待音后，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墨汁滴入清水。她翻出家长联系册，找到“父亲李国明”的号码。
李国明正在一场至关重要的项目评审会上。手机在口袋里固执震动，他按掉一次，它又响起。在老板不悦的目光下，他歉意地躬身走出会议室。
“李先生，妞妞妈妈还没来，电话也打不通，您看……？”王老师的声音带着焦急。
李国明的心一沉，但理性压下了不适。“可能堵车了，或者手机没电了。王老师，麻烦您让妞妞再等一会儿，我马上联系。”
他回到会议室，却再也无法集中精神。一遍遍拨打妻子的电话，只有单调的忙音。会议一结束，他立刻抓起车钥匙冲了出去。拥堵的晚高峰变得无比漫长。
当他赶到时，校园已空荡下来，只有王老师陪着眼泪在眼眶打转的妞妞。看到父亲，妞妞“哇”地哭出来：“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李国明抱起女儿，笨拙地拍着她的背，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还是那个家，整洁，却冷清得可怕。李国明翻遍每个角落，林静的手机、钱包、钥匙都不在，她常穿的米色外套也不在。这似乎暗示她是主动出门的。但为什么？去了哪里？
他疯狂打电话。林静远在老家的父母，只知道女儿一切安好；通讯录里寥寥几个朋友，也都表示最近没联系；小区监控显示，林静在早上八点二十五分送完孩子后回到了单元楼，此后再无离开的影像。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家楼里蒸发了？
晚上七点，安抚妞妞睡下后（孩子是哭着睡着的），李国明带着一身疲惫和惶恐，走进派出所。接待他的老警察张建军，有双看透世事却依旧锐利的眼睛。他耐心听着李国明语无伦次的叙述，捕捉关键信息：生活极度规律、从未迟到接孩子、只发语音不打字、失联前无任何异常。
“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凭空消失！”李国明重复着，像在说服自己。
张建军合上记录本：“李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这确实不合常理。我们会立刻开展工作。”
警方介入后，技术手段提供了更诡异的信息：林静的手机信号，从当天上午八点半后，就始终稳定地定位在他们所住的楼栋内，没有移动。
人不见了，手机却还在家里？可李国明翻遍了家，根本没有手机。
更令人毛骨悚然在第二天上午。在李国明发去几十条带着哭腔和怒气的语音后，林静的微信号回复了：
“我没事。就是想一个人静静。过几天就回。”
文字，是冰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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