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晨光，像一把钝刀，勉强割破了城市边缘老旧小区上空的灰霾。光线透过沾满尘垢的玻璃窗，斜斜地打在派出所接待室冰冷的地砖上，切割出明暗交错、了无生气的条纹。
值班民警小张打了个哈欠，眼角挤出生理性的泪水。他刚处理完一起邻里噪音纠纷，满脑子还是两个中年妇女尖厉的嗓音和唾沫横飞的模样。他低头呷了一口浓茶，茶碱的苦涩暂时压下了熬夜的疲惫。就在他准备在值班记录上划下最后一个句号时，那扇弹簧有些失灵的玻璃门，被人从外面缓缓推开了。
没有预想中的急促或慌张。进来的是一个身影，佝偻，移动得极其缓慢。首先映入小张眼帘的，是一双洗得发白、边角已经磨损的蓝色帆布鞋，鞋底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拖沓的摩擦声。视线向上，是一条同样陈旧、却熨烫得异常平整的深灰色裤子，裤腿下露出纤细到令人心惊的脚踝。
来人终于完全走进了室内，站在了光线稍亮的地方。是一位老妇人。极其老迈。小张下意识地判断，她应该比自己那刚过七十、还每天去公园跳广场舞的奶奶要年长许多。她的头发是那种属于高龄的、近乎纯粹的银白，稀疏，被一个最普通的黑色发箍紧紧地向后箍着，露出异常宽阔却布满深壑皱纹的额头。她的脸，像一枚被风干缩水的核桃，每一道纹路都仿佛镌刻着岁月的沉重。她的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旧式罩衫，纽扣一直扣到脖颈，透着一股属于过去时代的、固执的整洁。
但最刺目的，是她那双眼睛。没有焦距，没有情绪，像两口即将枯竭的深井，只有一片死寂的、灰蒙蒙的雾霭。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屋子中央，仿佛一尊突然被放置在这里的、具有强烈违和感的古老雕塑。
小张年轻，从警不过三年，面对这种极致的安静，心里反而有些发毛。他清了清嗓子，尽量让声音显得温和：“老人家，您……有什么事吗？”
老妇人缓缓抬起头，目光似乎努力地想聚焦在小张的脸上，却又像穿透了他，望向更遥远的虚空。她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声音干涩、沙哑，却异常清晰，像一块碎玻璃划破了接待室沉闷的空气：
“我把我妈杀了。”她顿了顿，仿佛在确认这个事实，然后补充道，“我来投案。”
空气瞬间凝固了。小张握着笔的手僵在半空，茶水的热气袅袅上升，在他惊愕的瞳孔前扭曲变形。几个原本在角落里打着瞌睡、或埋头处理文件的同事，也几乎同时抬起了头，目光齐刷刷地钉在那个苍老而平静的身影上。难以置信。这是所有人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这样一个需要人搀扶的对象，会是……杀人犯？
老妇人，名叫赵凤英，七十三岁。她口中的“妈”，是她的母亲，陈王氏，一百零二岁。
案发现场，是位于这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小区三楼的一套两居室。推开那扇漆皮剥落的暗红色防盗门，一股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长期密闭空间的霉味、廉价止痛膏药刺鼻的味道、老年人身上特有的衰颓气息，以及一种若有若无的、试图掩盖这一切的消毒水味。这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帷幕。
客厅狭小逼仄，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式样，蒙着一层薄灰。最显眼的，是墙角那张堆满杂物——药瓶、毛巾、尿垫、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旧沙发。那是赵凤英通常睡觉的地方。而朝南的那间稍大一点的卧室，属于她一百零二岁的母亲。
此刻，卧室的门敞开着。技术科的同事正在里面忙碌，相机闪光灯不时亮起，切割着室内的昏暗。老太太陈王氏已被抬走，但地板上用白笔画出的一个人形轮廓，触目惊心。轮廓旁边，是一只翻倒的木质方凳，和散落的一床薄棉被。
据赵凤英断断续续、却又逻辑清晰的供述，案发的直接导火索，就发生在大约十二个小时前，那个漫长的秋夜里。
“妈……要起来解手。”赵凤英坐在审讯室里，双手平放在冰凉的金属桌面上，手指因常年风湿而有些扭曲。她的声音没有波澜，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扶她，她沉……我没力气了。”
这并非母亲第一次从那张老旧的木板床上跌落。但这一次，不同。赵凤英在试图搀扶母亲起身时，感到腰部一阵撕裂般的剧痛，那是多年劳损积累的爆发。她自己也年过七十，骨质疏松，心脏不好。她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脸颊憋得紫红，汗水瞬间浸透了单薄的内衣，可母亲那具虽然干瘦、却因完全无法配合而显得异常沉重的身躯，只是轻微地晃动了一下，便再次向下坠去。
她尝试用被子垫着，尝试呼叫，可深更半夜，这栋楼里住的多是老人，或者早已习惯了这户人家里偶尔传出的、被墙壁过滤得模糊不清的声响。无人应答。她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背靠着床沿，大口喘着气。母亲躺在地上，发出含糊而痛苦的呻吟，那声音像钝锯子，一下下锯着赵凤英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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