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平又一次在深夜惊醒，手不自觉地伸向床的另一侧。空的。他像触电般坐起，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跌跌撞撞地冲出卧室。
卫生间透出微弱的光，他猛地推开门，看见林小雨正站在洗手台前。
“半夜三更不睡觉，在这里做什么？”陈建平的声音里满是怀疑。
“喝水呛到了，起来漱口。”林小雨没有回头，只是盯着洗手池轻声回答。
陈建平大步走过去，粗鲁地抓住她的手腕：“我看你是想打电话给谁吧？手机呢？”
“我哪有手机？不是早就被你收走了吗？”林小雨试图挣脱，但陈建平的手像铁钳一样紧紧箍着她。
他不由分说地搜她的睡衣口袋，又检查洗手池下方，甚至连马桶水箱都掀开查看。一无所获后，他的脸色更加阴沉。
“我告诉你，别想耍花招。你这种女人，一刻不盯着就会出轨。”陈建平冷笑着，“要不是我收留你，你现在还在那个穷山沟里啃土呢。不知感恩的东西！”
林小雨低下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的三年里，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六年前，林小雨从偏远山村来到这座城市。在一家小餐馆当服务员时，她认识了常来吃饭的陈建平。那时他显得彬彬有礼，出手阔绰，对她这个乡下姑娘也尊重有加。对于一个孤独在外、举目无亲的年轻女孩来说，这份关怀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
结婚初期，陈建平对她确实很好。但慢慢地，他性格中多疑的一面开始显露。先是盘问她每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后来偷偷查看她的手机，最后干脆不许她外出工作。
“外面那些男人，一个个都盯着你。你这种乡下妹子单纯，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陈建平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林小雨看不懂的笑。
三年来的囚禁生活，让原本活泼开朗的林小雨变得沉默寡言。她的身份证、手机都被丈夫锁在抽屉里，每天只能待在这个九十平米的牢笼中。窗户被加固了护栏，大门装有双重锁链，陈建平出门时总会从外面反锁。
更可怕的是，陈建平发明了各种“考验”她忠诚度的方法。有时会突然回家，检查她是否在“不该在的时候”洗澡；有时会在家里各个角落藏一些小物件，晚上回来检查是否被移动过；有时甚至会假装出差，然后半夜突然返回，就为抓她一个“措手不及”。
这天早晨，陈建平出门前，照例检查了窗户护栏和所有的锁。他走到林小雨面前，捏住她的下巴：“我今晚要加班，可能很晚回来。你老老实实待着，别动什么歪心思。”
林小雨机械地点头。等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眼泪无声滑落。
她走到窗前，透过加固栏杆的缝隙望向外面。小区里，邻居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楼下王阿姨正推着自行车准备去菜市场，她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丈夫早逝，独自把一儿一女拉扯大，如今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她对门的年轻夫妻手挽手出门，新婚燕尔，蜜里调油。还有住在小区花园旁那栋的老教授，每天这个时间准时遛狗，与过往邻居亲切打招呼。
每个人都活得那么自由，那么真实。只有她，像是被世界遗忘的囚徒。
林小雨走进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二十八岁的年纪，眼角已有了细密的皱纹，眼神空洞无光。她撩起衣袖，手臂上新旧伤痕交错——那是陈建平每次“审问”后留下的印记。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她对着镜子喃喃自语。
晚上八点，陈建平还没有回家。林小雨坐在沙发上，心神不宁。经验告诉她，丈夫晚归往往意味着回家后会有一场更严厉的“审问”。
果然，九点左右，门外响起钥匙声。陈建平满脸阴郁地走进来，把公文包重重摔在沙发上。
“怎么不开灯？”他打开灯，锐利的目光立刻锁定在林小雨身上，“一下午都干了什么？”
“看电视，做饭。”林小雨简短回答，避免任何可能引发怀疑的措辞。
陈建平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突然在电视机前停下：“你动过这个相框吗？”
林小雨心里一紧：“没有。”
“撒谎！”陈建平一把抓起相框，“我早上出门时特意在底座边缘夹了一根头发，现在不见了！”
“我擦灰尘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弄掉了……”
“擦灰尘？”陈建平冷笑着走近，“是不是借着擦灰尘的机会，在窗户边给哪个野男人打信号？啊？”
林小雨下意识地后退：“你疯了…”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陈建平。他一把抓住林小雨的头发，将她拖到卧室：“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疯！”
殴打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陈建平拽着林小雨的头发，强迫她看着自己的眼睛：“说！你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
林小雨满嘴是血，却突然笑了：“有又怎么样？你不是早就认定我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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