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走廊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这种气味已经渗入李建国的生活十五年，如同他儿子的疾病一样无法摆脱。
凌晨三点，他又一次从那张过于熟悉的陪护床上醒来。不是被护士的脚步声或是医疗设备的警报声吵醒，而是被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惊醒——那种日复一日积累的疲惫，已经融入骨髓，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他转向病床，看着儿子李明。十五岁的身体因为先天性肌肉萎缩症而瘦弱不堪，脊柱侧弯使得被子呈现出不自然的轮廓。孩子的胸口随着呼吸机有节奏地起伏，脸上安详得让人心碎。这样的夜晚，李建国已经度过了五千多个。
“李师傅，您又没睡好？”清晨六点，护工张阿姨推门而入，声音压得很低，但足以打破病房的寂静。
李建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睡了会儿。”
这是他们每天重复的对话，如同仪式。张阿姨负责早晨的护理工作，这时李建国会去医院食堂吃他那千篇一律的早餐——白粥和馒头，然后赶在八点前到机械厂上班。
机械厂里的工友们都知道李建国的情况，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他们看到的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眼袋深重，工装总是略显宽大。他们会在背后议论：“老李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那么个病孩子。”“听说老婆早就跑了，谁受得了这种日子。”
这些议论偶尔会飘进李建国耳朵里，但他从不回应。十年前，妻子王莉在某个平常的早晨说去买菜，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起初还有几通电话，后来连电话也没了。他只记得她最后说的话：“建国，我受不了了，看着孩子一天天受苦，我每晚都做噩梦。”
食堂电视机里正播放着一则新闻：某位富豪为残疾儿子建造了无障碍别墅，配备了专业医疗团队。邻座几个年轻工人发出羡慕的感叹。李建国低头喝粥，咸涩的滋味不知是来自咸菜还是自己的眼泪。
医院儿科主任赵医生的办公室，李建国每月都会来一次。这次，赵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谨慎：“老李，最新的靶向药理论上可以延缓明明的肌肉萎缩，但一个月的费用就要两万多，医保不能报销。”
李建国没说话，只是看着桌上那张明明的X光片——扭曲的脊柱像一棵被狂风摧折的小树。
“而且即便用了药，也只是延缓，不能治愈。”赵医生补充道，声音里带着职业性的遗憾，“我知道你为明明已经付出了一切，但有些事……”
有些事是命运。这句话赵医生没说完，但李建国已经听过太多遍。
离开办公室，他在走廊里遇到了新来的病患家属，一对年轻夫妻正为他们确诊不久的孩子哭泣。那母亲抓住李建国问：“大哥，你家孩子治疗多久了？有好转吗？”
李建国看着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看到了十五年前的自己和王莉——也曾那样坚信爱能战胜一切。
“十五年了。”他回答，然后转身离开，留下那对夫妻错愕的表情。
夜晚的病房并不安静，医疗设备的滴答声、远处病房的咳嗽声、值班护士轻微的脚步声交织成夜曲。明明醒着，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异常明亮。
“爸爸，小文今天出院了。”明明轻声说。小文是隔壁病房的孩子，同样患有先天性疾病，但症状较轻，经过手术已能正常生活。
李建国握紧儿子的手，发现明明的手心有深深的新月形指甲印。
“疼吗？”他问的是明明的心，不是手。
明明转过头，看着窗外零星的灯光：“小文说出院后要去爬山。爸爸，山是什么样子的？”
李建国想起最后一次带明明出门是三年前，那时孩子的身体状况还允许短时间离开医院。他描述着城市边缘那座小山的模样：春天的野花，秋天的落叶，从山顶可以看到整个城市。
“是不是像飞起来一样？”明明问，声音里有一种让李建国心脏紧缩的渴望。
那天夜里，明明再次病危。抢救结束后，赵医生把李建国拉到一边：“明明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弱，下次可能……”
可能撑不过去。李建国听懂了弦外之音。
也就在那个夜晚，他做出了决定。
接下来的周末，李建国难得地请了一天假，借了工友的面包车，准备带明明最后一次出门。护士们都很惊讶，但赵医生批准了：“让孩子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
明明坐在轮椅上，李建国推着他穿过医院花园。明明贪婪地呼吸着室外空气，眼睛不够用似的四处张望。他对一只普通的麻雀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一片落叶研究了半天。
“爸爸，天空真的好大。”明明仰着头说。
李建国把儿子推到停车场，小心翼翼把他抱上车里特制的安全座椅。明明很轻，轻得让人心痛。
车子驶向郊外，明明一直把脸贴在车窗上，对外面平凡的一切充满惊奇。李建国从后视镜里看着儿子，第一次发现明明眼中有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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