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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瞎子口中的“死东西”,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林正的心里。
一份被遗忘的协议。
一个被人为刨掉的界碑。
这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口述历史,而是指向了一个具体、可追溯的物证。林正告别了张瞎子,心里的那团乱麻,仿佛被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头。
他没有直接回镇里,而是折返回了红旗村。他需要核实两个信息:当年在场的老支书是谁,他们现在又在哪里。
村委会大院里冷冷清清,王长贵大概是出去忙了。林正没找他,而是径直去了村里的老年活动室。几位老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烟雾缭绕,气氛热烈。
林正递上一圈烟,很自然地加入了话题。他没有直接问协议的事,而是从“当年村里最有威望的人”聊起。
“要说威望,那还得是老王书记。”一位牙齿掉光了的老大爷咂着嘴说,“就是王长贵他爹。可惜啊,走得早,没享到福。”
“前进村那边呢?”
“那边是刘老蔫儿,哦不对,是刘庆元。那可是个文化人,高中生呢!后来身体不好,早早就不干了,现在也不知道还在不在。”
红旗村的老支书是王长贵的父亲。这个信息让林正心里咯噔一下。难怪王长贵对那片地如此执着,这里面恐怕还掺杂着子承父业、维护父亲“遗产”的复杂情感。
而前进村的老支书,刘庆元。这个名字,林正立刻在脑中的户籍资料里进行了检索。找到了。刘庆元,76岁,健在,住址在前进村最东头的老槐树下。
线索,清晰了。
林正谢过几位老人,立刻动身前往前进村。这一次,他心里的目标无比明确。
刘庆元的家比王老蔫的还要破败几分,院墙是用泥巴和碎石垒的,已经塌了半边,用几根木杆勉强支撑着。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长势喜人,看得出主人是个勤快人。
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老人正蹲在菜畦边,小心翼翼地给一棵西红柿苗绑着竹竿。他的动作很慢,甚至有些颤抖,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刘大爷?”林正试探着喊了一声。
老人缓缓回过头,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但眼神却很温和,不像王老蔫那样拒人千里,也不像张瞎子那样锐利如刀。那是一种看透了世事后的平静。
“你是?”刘庆元扶着膝盖,慢慢站起身。
“我是镇信访办的林正。想跟您打听点事。”林正走上前,很自然地帮他扶住了旁边摇晃的竹竿。
刘庆元看了看林正,又看了看他扶着竹竿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信访办的小同志啊,又是为了那块地吧?进来坐吧,外面热。”
他的态度,出乎林正的意料。没有推诿,没有抱怨,只有一种淡淡的、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旧事的平静。
屋里很暗,一股淡淡的中药味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上面年轻时的刘庆元,穿着的确良衬衫,胸口还别着一支钢笔,意气风发。
刘庆元给林正倒了杯凉白开,自己则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削的脊背弓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老毛病了。”咳完,他摆了摆手,喘着气说,“让小同志见笑了。”
“大爷,您别急,慢慢说。”林正把水杯往他那边推了推。
“那块地啊……”刘庆元似乎陷入了悠长的回忆,“都快四十年了。那时候,我还是村支书,红旗村是老王,就是王长贵他爹。我们俩,年轻时还一起在县里开过会,关系不算差。”
他的叙述很平淡,没有夹杂任何个人情绪,像一个客观的记录者。
“为了那块地,两个村年年闹,上面也烦。后来,镇里派了个姓钱的副镇长下来,说必须解决。我们两边,加上镇里的干部,就在地里,拿着皮尺,拉着线,一寸一寸地量,一棵树一棵树地数。吵了三天,骂了三天,最后总算弄明白了。”
林正的心跳开始加速,他知道,最关键的部分要来了。
“弄明白之后呢?”
“之后,就在镇里干部的见证下,我们俩,签了份协议。”刘庆元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些飘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东边那条冲沟算界,沟南归我们,沟北归他们。那棵老歪脖子树,因为正好长在沟边上,两家一人一半,谁也别争。协议一式三份,我们两个村各一份,镇里存档一份。”
林正的呼吸都屏住了。一式三份!
“那……那份协议呢?”
刘庆元沉默了,端起那杯凉白开,喝了一口,水很凉,他的手却在抖。
“丢了。”他缓缓吐出两个字。
“丢了?”
“嗯。”刘庆元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签完协议的第二天,我们准备去地里立界碑。结果头天晚上,不知道谁,把我们村里那份协议,从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偷走了。第二天到了地头,红旗村的老王也黑着脸,说他那份也不见了。我们俩当时就懵了。去找镇里,镇里说存档的那份,被一个刚来的实习生打扫卫生的时候,当成废纸给……给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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