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清晨，淞沪会战第四十七天，蕴藻浜左翼黔军3营防区。晨雾像掺了灰烬的纱，裹着未散的硝烟味，贴在阵地上的每一寸角落。土坡下的战壕里，几个士兵正用铁锹清理碎石，铁锹碰撞弹片的“叮当”声，在寂静的晨色里格外清晰。二柱子蹲在一旁，手里捧着块变形的弹壳——这是昨天追击日军时捡到的，上面还留着机枪扫射的痕迹，他想把它打磨成个小摆件，送给小李的家人。
“二柱子，别愣着了，过来帮俺抬物资！”王锐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他正蹲在一堆缴获的武器旁，账本摊在膝盖上，铅笔尖在纸页上飞快滑动。后勤兵们扛着弹药箱往掩体里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却没人抱怨——昨天目送滇军和川军离开后，他们连夜就开始清理战场，到现在只歇了两个时辰。
二柱子赶紧跑过去，帮着抬一箱子弹，箱子压得他肩膀发沉。“王哥，咱们还有多少物资啊？”他喘着气问。王锐停下笔，指了指账本上的数字，语气低沉：“步枪还剩320支，其中120支是缴获的三八大盖，能正常用；机枪只剩5挺，3挺捷克式，2挺九二式，都是修过的；子弹总共2800发，够咱们撑一场小规模战斗；粮食还有800斤糙米，压缩饼干12箱，省着吃能撑五天。”
“损耗这么大……”二柱子小声嘀咕。他想起刚到蕴藻浜时，3营还有800人，现在清点下来，能战斗的只剩500人，心里像被什么堵着似的难受。王锐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他比谁都清楚，这些数字背后，是800个弟兄的鲜血，是战壕里堆过的尸体，是深夜里听过的哀嚎。
不远处的医疗棚旁，林晚正和两个医护兵统计伤员。她手里的清单写得密密麻麻，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画着圈或叉——圈是轻伤能归队，叉是重伤需送后方。“轻伤180人，重伤70人，磺胺全用完了，云南草药还剩一点，只够敷三天。”林晚把清单递给陈砚，声音带着沙哑，“得尽快向师部申请药品，不然重伤员的伤口会感染。”
陈砚接过清单，指尖划过那些熟悉的名字，有的是跟着他从淞沪开打就一直坚守的老兵，有的是刚补充来的新兵，现在都躺在医疗棚里，有的甚至再也站不起来。他抬头望向医疗棚，里面传来伤员压抑的痛哼声，心里一阵发酸：“我让周明轩给师部发报，催他们尽快送药品和补给。”
“营长，这边发现了几个弟兄的遗物！”石刚的声音从阵地东侧传来。陈砚立刻走过去，看到石刚和几个苗族弟兄蹲在一堆黄土旁，手里捧着几样东西——一支刻着“李”字的旧步枪，是李老栓的；一块磨得发亮的苗刀鞘，是张铁柱之前用的；还有一个绣着“平安”的荷包，是林晚之前给一个新兵缝的。
“这些弟兄……都埋在李老栓旁边了。”石刚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把遗物递给陈砚，眼神里满是悲痛——这些苗族弟兄，有的是他从贵州带来的同乡，有的是一起夜伏、一起拼杀的战友，现在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陈砚接过遗物，轻轻摩挲着步枪上的刻字，想起李老栓牺牲时说的“营长，我服你了”，想起张铁柱冲上去砍日军机枪手的背影，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蹲下身，把遗物放在刚立的木牌前——木牌上没写名字，只刻着“黔军英烈之墓”，因为太多弟兄连名字都没留下，只能埋在一起。
“都过来吧，咱们说几句话。”陈砚站起身，对着周围的士兵喊。士兵们纷纷围过来，有的还扛着铁锹，有的手里还拿着没擦完的步枪，眼神里满是疲惫，却带着一丝坚定——他们守住了蕴藻浜，这是唯一的慰藉。
陈砚望着眼前的弟兄们，他们的军装沾满泥土和血渍，有的缠着绷带，有的光着脚（草鞋早就磨破了），却个个挺直了腰板。“弟兄们，”他的声音沙哑却有力，“咱们在蕴藻浜守了四十六天，打退了日军的十几次进攻，守住了这条防线，没给贵州丢脸，没给中国人丢脸！”
士兵们没有欢呼，只是静静听着，有的偷偷抹眼泪。陈砚继续说：“咱们牺牲了300个弟兄，他们埋在这片土地上，看着咱们，看着咱们能不能把鬼子赶出去。现在师部来电，说要嘉奖咱们，还要给咱们补充物资，但我知道，再多的嘉奖，也换不回那些弟兄的命。”
“但是！”他突然提高声音，“咱们不能白让他们牺牲！接下来，师部可能会调咱们去其他防线，不管去哪，咱们都要带着弟兄们的信念，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回老家，直到咱们能活着回贵州，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打鬼子！回贵州！”士兵们突然齐声喊，声音震得晨雾都在晃动。二柱子举着手里的弹壳，喊得嗓子发哑；石刚握着苗刀，眼神里满是斗志；林晚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场景，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她知道，这些士兵不是不怕死，只是他们心里装着比命更重要的东西，是家国，是弟兄，是回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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