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春耕时节，冀中平原的杨柳青镇，却看不到半点春耕的景象。往日里肥沃的麦田，如今尽数被妖艳的罂粟花覆盖，红的、粉的、白的花瓣在春风里招摇，像是一张张咧开的鬼脸，嘲笑着这片土地上的苦难。
日军的毒化政策，已经深入骨髓。他们不仅在镇上开设烟馆，更是把鸦片当成了控制百姓的工具——种罂粟的，能换一口粗粮；不交鸦片的，直接抓去宪兵队；而那些染上毒瘾的，只要肯为日军卖命，就能得到免费的烟土。
李老栓家的三亩地，也种满了罂粟。他每天扛着锄头下地，却不是为了侍弄庄稼，而是给罂粟除草、浇水。看着那些肥硕的罂粟果，他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以前，这片地里种的是小麦和玉米，金灿灿的麦粒能养活一家人，可现在，这些罪恶的植物，却把乡亲们变成了行尸走肉。
村子里的烟鬼越来越多了。曾经扛着锄头下地的壮汉，如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眼神浑浊不堪；曾经纺线织布的妇女，如今蓬头垢面，为了一口鸦片，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甚至连半大的孩子，都学着大人的样子，偷偷抽着劣质的鸦片烟，小脸蜡黄，毫无生气。
村东头的王二柱，就是被鸦片毁了的典型。他以前是村里的好劳力，能扛二百斤的粮食走三里路，娶了个贤惠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可自从抽上了鸦片，他就像变了个人。先是把家里的耕牛卖了，然后卖了媳妇的嫁妆，最后连儿子的百家锁都当了。媳妇哭着劝他，他就抬手打人，打得媳妇鼻青脸肿。
这天，王二柱毒瘾犯了，浑身抽搐，鼻涕眼泪流了一脸。他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连一个铜板都没找到。看着躺在床上饿得直哭的儿子，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戾。他知道，镇西头的人贩子，正在收孩子，一个男孩能换二两烟土。
“娃啊，爹对不起你。”王二柱咬着牙，抱起儿子，就往镇西头跑。
媳妇发现后，疯了一样追出来，抱着他的腿哭喊：“二柱！你把儿子放下！那是咱的命根子啊！你不能卖了他！”
王二柱一脚踹开媳妇，红着眼睛嘶吼：“滚开！老子要抽大烟！不抽大烟，老子会死的！”
他抱着儿子，头也不回地跑了。媳妇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听得人心头发酸。
李老栓正好下地回来，看到这一幕，气得浑身发抖。他冲上去，一把拉住王二柱的胳膊：“二柱！你疯了！那是你亲生儿子！你怎么能卖了他换大烟！”
王二柱像是没听见一样，使劲挣脱李老栓的手，嘴里念叨着：“烟土……我要烟土……”
李老栓看着他那双被毒瘾侵蚀得毫无神采的眼睛，心里一阵悲凉。他知道，王二柱已经没救了，鸦片已经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没过多久，王二柱就拿着二两烟土回来了。他躲在破庙里，贪婪地抽着，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而他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媳妇万念俱灰，在一个夜里，悬梁自尽了。
王二柱得知媳妇的死讯后，只是麻木地抽着烟，连一滴眼泪都没掉。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吸食过量鸦片，死在了破庙里。尸体被野狗啃食，最后只剩下一堆白骨。
这样的惨剧，每天都在杨柳青镇上演。日军和汉奸们，看着百姓们一个个被鸦片吞噬，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百姓们越麻木，越懦弱，他们的统治就越稳固。
为了让更多的人染上毒瘾，日军甚至开始向孩子们下手。他们在镇上的学堂里，免费发放掺了鸦片的糖果，很多孩子吃了之后，就染上了毒瘾，变得面黄肌瘦，连书都念不下去了。
李青山看着这一切，心里的怒火熊熊燃烧。他跟着八路军，一次次地破坏日军的鸦片运输线，烧毁鸦片仓库，可日军的毒化政策，就像一张巨大的网，越收越紧。
这天，李青山接到了联络员的通知，说支队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不仅要烧毁镇上所有的烟馆，还要把周围村子里的罂粟田全部铲掉。
“这次行动，一定要动员更多的乡亲们参与。”联络员拍着李青山的肩膀说，“只有让百姓们亲眼看到罂粟被铲除，让他们知道八路军是真心实意地帮他们，他们才能觉醒过来，才能戒掉毒瘾，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李青山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这是一场硬仗，不仅要和日军、汉奸斗，还要和百姓们心里的毒瘾斗。
回到村里后，李青山立刻开始动员。他挨家挨户地敲门，给乡亲们讲鸦片的危害，讲日军的阴谋，讲八路军的抗日主张。
一开始，很多人都麻木地摇着头，有的甚至还骂他：“你个小杂种！敢动皇军的罂粟田？不想活了？”
还有的烟鬼，瞪着血红的眼睛说：“铲了罂粟，我们抽什么？你要断我们的活路吗？”
李青山没有气馁，他把王二柱家的惨剧，把张木匠的死，把那些被鸦片毁掉的家庭，一件件地讲给大家听。他的声音嘶哑，却充满了力量，像一把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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