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度宅邸的书房，成了杨士奇在苏州临时的据点与信息中枢。他白日里或是与沈度谈诗论画，或是随他参加一些苏州文人的小型雅集，看似沉浸于风雅，实则如海绵般汲取着关于顾氏家族及其关联网络的每一丝信息。
他从沈度及其文友零星的抱怨、隐晦的交谈中拼凑出顾氏的轮廓：其家主顾鼎臣，乃致仕的南京户部侍郎，虽不在位，门生故旧遍布江南官场，是顾氏在朝中的保护伞。实际掌管家族生意的是其长子顾晟，此人精明强干，手段狠辣，与控制着太湖至长江口大半私运业务的漕帮帮主钱老大过从甚密，与苏州知府、漕运御史等地方大员也常有往来。
顾家此次招募通译与海路向导，名义上是为了开拓“东洋新航线”，与倭国、琉球进行“合法”的生丝、瓷器贸易。但杨士奇结合密旨，几乎可以肯定，这“新航线”必然是用来夹带违禁之物，规避朝廷稽查的非法通道！
想要拿到实证，必须接近顾晟，甚至参与进这次“新航线”的筹划。然而，顾家门槛极高，戒备森严，等闲之人根本无法靠近。
机会，再次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这日，沈度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对杨士奇道：“杨兄，今日府学同僚提及，顾家二公子顾昉，近日欲为其新得的‘听雨楼’求一篇《楼记》，悬赏百金，遍请苏州才子，却无一能入其法眼。言其不仅要文采斐然，更需有‘经世之思’，能道出我苏州漕运之利、海贸之盛……唉，这题目，岂是寻常书生能驾驭？”
顾家二公子！虽不似其兄掌权，却是接近顾家核心的一个绝佳跳板！而且这题目——“经世之思”，“漕运之利、海贸之盛”，简直是为他杨士奇量身定做！
杨士奇心中瞬间有了计较。他故作沉吟，对沈度道：“沈兄，小弟不才，于经济之道略有涉猎，或可一试。只是……小弟乃外乡人，籍籍无名，恐难入顾二公子之眼。”
沈度眼睛一亮！他与杨士奇交谈多日，深知其学识广博，见解非凡，远非寻常腐儒可比，立时道：“杨兄何必过谦！以兄之大才，作此《楼记》必是信手拈来！至于引荐之事，包在沈某身上！我与顾二公子虽无深交，但同在苏州文坛，递个名帖，呈上文章，这点薄面还是有的。”
杨士奇要的正是此言！他当即铺纸研墨，略一思忖，便挥毫泼墨。他并未刻意卖弄辞藻，而是以沉稳雄健的笔力，从苏州地理形胜起笔，娓娓道来漕运如何沟通南北，滋养万家；继而笔锋一转，论及海贸之利，如何通有无、裕国帑，言辞间对朝廷开海禁、宣威海外之举深表赞同（此乃迎合陛下心意），更隐约点出，海贸之盛，需赖航道畅通、法度严明，暗合了“新航线”需稳妥筹划之意。
全文格局宏大，立意高远，既有书生之论，又不乏实干之思，更巧妙地嵌入了顾家所求的“漕运”、“海贸”之题。
沈度在一旁观看，击节赞叹：“好！杨兄此文，格局非凡，非寻常风花雪月可比！顾二公子必当青睐！”
文章由沈度亲自送往顾府。不过两日，顾府便派人送来请柬，邀请“江西才子杨寓”过府一叙。
杨士奇依旧是一身青布直裰，随来人前往顾府。顾府坐落于苏州城最繁华之地，高墙深院，戒备森严，门前的石狮子都比别处显得更加狰狞几分。
他被引至一处名为“听雨楼”的精致水阁。阁内陈设极尽奢华，珊瑚、玳瑁、象牙等海外珍玩随处可见。主位上坐着一位年约二十七八的锦衣公子，面容白皙，眉眼间带着几分矜贵与疏离，正是顾家二公子顾昉。旁边还坐着几位苏州本地的名士，显然是来作陪的。
顾昉手中正拿着杨士奇那篇《楼记》的稿本，见杨士奇进来，抬了抬眼皮，语气不冷不热：“阁下便是杨寓？此文，是你所作？”
“正是在下拙作，让二公子见笑了。”杨士奇拱手行礼，不卑不亢。
顾昉将稿本放下，淡淡道：“文笔尚可，见识……也还算有些。听闻杨兄是江西人？游学至此，不知所为何来？”
这是在盘查底细了。杨士奇早已备好说辞，言称家道中落，欲寻一安身立命之所，或为幕僚，或为西席，听闻江南繁华，故来碰碰运气。
顾昉不置可否，转而与那几位名士讨论起诗词歌赋来，言语间多有卖弄，显然是想考校杨士奇的才学，看他那篇《楼记》是否侥幸。
杨士奇心中冷笑，面上却从容应对。无论顾昉引经据典，还是谈论书画琴棋，他皆能引据经典，侃侃而谈，见解往往高出在场诸人一筹，且言辞恳切，毫无争强好胜之态，反而更显学识渊深。
一番交谈下来，顾昉眼中的轻视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惊讶与探究。他身边虽不乏清客文人，但如杨士奇这般既通文墨，又似乎懂些经济实务，且气度沉静之人，却是少见。
“杨兄大才，屈就幕僚西席，实在可惜。”顾昉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不知杨兄，对海贸商事，可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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