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琴房区三号楼。
阳光斜穿过走廊尽头的窗户，在地板上切出一块块明亮的光斑。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松香味，混着旧木头和纸张特有的气味。琴声从各个房间里飘出来，交织在一起——这边是肖邦的练习曲，那边是琵琶轮指，再远处还有人在试唱，音阶爬得高高的，有点抖。
最里头那间小琴房，门虚掩着。
杨帆站在钢琴边，弯着腰，手指在琴键上轻轻点着：“这里，这个和弦要再轻一点。像这样。”
他弹了一遍。
琴声很轻，柔柔的，像羽毛落在水面上。
坐在琴凳上的小男孩点点头，大概七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手指细细的。他跟着弹了一遍，比刚才好多了，但还不够。
“对，就这样。”杨帆拍拍他的肩，“记住，这段不是在说‘我多厉害’，是在说‘我有点难过，但不想让别人知道’。懂吗？”
小男孩眨眨眼，似懂非懂。
杨帆笑了。他今年二十四岁，瘦高个子，头发理得很短，左边眉骨有道浅浅的疤——小时候爬树摔的。穿着学院统一的深蓝色助教制服，胸前别着工牌：杨帆，民乐系助教，编号037。
工牌照片里的他更年轻些，眼神里还有点怯生生的。那是六年前，他刚进学院的时候。
“杨老师。”小男孩忽然抬头，“您小时候也弹不好琴吗？”
杨帆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何止弹不好。我第一节课，把老师气走了。”
“真的？”
“真的。”杨帆直起身，看向窗外，“那时候我十岁，在贵州山里。学校就一架破风琴，键都按不下去。我是跟着村里老歌师学的，只会唱山歌，不懂什么乐理。”
他顿了顿，想起那个下午。
烈日，土操场，临时搭的舞台。他穿着阿妈缝的土布衣服，赤着脚，唱了一首《映山红》。唱完了，台下那个从北京来的评委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蹲下身问他：“孩子，你想学音乐吗？”
他想啊，怎么不想。做梦都想。
“后来呢？”小男孩问。
“后来……”杨帆收回目光，“后来我参加了基金会的选拔赛，拿了第一名。再后来，就来了这里。”
六年了。
从贵州那个连电都不稳定的小山村，到北京，到这座亚洲最好的音乐学院。有时候半夜醒来，他还会掐自己一把，怕是在做梦。
琴房门被轻轻敲响。
“杨助教在吗？”
杨帆回头，看见教务处的李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在。李老师您说。”
“下周的公开课，系里安排你上。”李老师走进来，把文件夹递给他，“主题是‘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现代转化’。教案周五前交。”
杨帆接过文件夹，翻开看了看。里面是详细的要求，还有听课名单——后面几个名字让他手指紧了紧。有系主任，有几位客座教授，还有……凌院长。
“凌院长……也来？”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
“凌院长这学期要听所有青年教师的课。”李老师拍拍他的肩，“别紧张，正常讲就行。院长人好，不挑刺。”
人好。
杨帆当然知道凌院长人好。六年前，就是凌院长亲自批了他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寄到山里那天，阿爸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像是捧着一团火。
“我……我尽力。”他说。
李老师走了。琴房里又安静下来。
小男孩仰头看他：“杨老师，您紧张吗？”
“有点。”杨帆老实承认。
“为什么呀？您都当老师了。”
为什么？
杨帆坐回琴凳上，手指无意识地按着琴键。低音区，几个沉沉的音符，闷闷的。
因为他怕。
怕讲不好，怕辜负了那张奖学金，怕对不起当年蹲在他面前问他“想不想学音乐”的那个评委。更怕对不起凌院长——那个把他从山里带出来，给了他人生另一种可能的人。
“老师。”小男孩拉拉他的袖子，“您弹首曲子给我听吧。就弹您最拿手的。”
杨帆看看他，笑了：“想听什么？”
“听……听您小时候唱的那首。山歌。”
杨帆想了想，手指落在琴键上。
他没弹山歌。他弹了首改编过的侗族大歌，融合了钢琴和一点点电子音效。旋律还是那个旋律，古老的，悠远的，但编曲年轻了，有活力了。
琴声在小小的琴房里流淌。
小男孩听得入神，眼睛睁得圆圆的。
杨帆闭着眼弹。手指自己会动，像有记忆。他想起小时候，跟着寨子里的歌队去“走寨”，几十个人站在鼓楼下，不用指挥，不用乐谱，一开口就是一片山一片海的声音。
那时候他问老歌师：“咱们的歌能传多久？”
老歌师抽着旱烟，眯着眼看远山：“能传多久？你传给你娃，你娃传给他娃，就这么传下去。只要有人还唱，歌就死不了。”
琴声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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