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完地块第三天，于龙去了趟养老院。程爷爷打电话说小杰出院后一直念叨于叔叔。于龙到的时候小杰在活动室跟别的孩子下跳棋，烧退了，脸上有了血色，笑起来跟视频里追皮球那孩子一模一样。于龙陪他下了两盘，输了两盘——不是让的，是真下不过一个刚退烧的七岁孩子。
从活动室出来，他本要直接回办公室。走到二楼楼梯口，脚步忽然慢了。说不上来为什么——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消毒水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扶手掉了漆，但空气里有什么东西不对。一种很难形容的沉闷感，像阴天傍晚压得很低的云层。
于龙往三楼看了一眼。三楼住刚入院或身体状况不太好的老人，门通常关着。但今天有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道窄窄的光。他走上去敲了敲门框。
“进来。”声音闷闷的，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
房间不大。靠墙的单人床上坐着一个老人，背微驼，头发全白了，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睡衣，手里捏着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男孩的合影。老人抬起头，眼眶是红的，眼角皱纹里还湿着。
“您是……”老人连忙用手背擦眼睛，把照片塞到枕头底下。
“我叫于龙。您是周爷爷吧？听楼下护工提过您，刚搬来两天。”
周爷爷应了一声，低下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那双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墨渍——画图纸留下的那种蓝黑色印子。床头柜上除了相框还摞着几本旧笔记本，封面印着某设计院的字样。
“退休前是工程师？”
周爷爷抬起头，眼神亮了一下又暗了。“建了一辈子桥。滨海那座跨江大桥，北段是我负责的。那时候一天跑三趟工地，晒脱了两层皮。”他嘴角动了动，像想笑但没笑出来，“现在连下楼都费劲。”
于龙在床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周爷爷才又开口，声音很轻，像怕被别人听见。“我儿子在国外。两年没回来了。南美，做工程监理，以前每个月打一次电话，后来两三个月一次。最后一次是九月初——到现在快四个月了。电话打不通，微信不回，邮件发了十几封，一封都没回。”
他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张照片。照片上他大概五十多岁，头发还是黑的，站在一座刚合龙的桥梁前面，旁边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戴着安全帽，笑得露出两排白牙。
“我就这一个儿子。他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大。他出国时说，爸，等站稳了脚跟就接你过来。我不想去，就想知道他还活着。”
最后那句话说得极轻。不是质问，不是埋怨，就是一个父亲在隔着一万多公里、四个月沉默之后，对陌生人说出最底线的祈求。
于龙接过照片看了看，又看了看床头柜上相框里那个缺了颗门牙、笑得眼睛眯成缝的男孩。他把照片还给周爷爷，掏出手机打给李娟。“帮我查怎么联系驻外大使馆，南美那边的。有个中国公民在海外失联四个月，需要确认安全。”
李娟说马上查。于龙挂了电话：“我这边的人会帮忙联系大使馆。可能需要几天。您把儿子的全名、护照号码、最后一次联系的地址和时间尽量详细告诉我。”
“你为什么帮我？”周爷爷问。
又是这句话。于龙想了想，说：“我小时候也丢过我爸。我妈抱着我在火车站找了三天三夜，最后找到了——他出差忘带手机。我妈那三天哭的样子，跟您现在差不多。”
周爷爷嘴唇哆嗦了一下。他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一个旧信封，上面写着儿子的护照号码和在圣保罗的地址——字迹一笔一画，每个字母都描得很用力，怕写错了。
于龙把信封收好，又陪他坐了一会儿。老人像是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被挪开了一点，话多了起来：儿子小时候的事，建桥时儿子放学就在项目部做作业，有一年过年儿子用废图纸给他做了张贺卡，歪歪扭扭写着“爸爸是造桥英雄”。
“那张贺卡，”周爷爷又去看那个相框，“搬家搬了四次，都带着。”
三天后，李娟冲进办公室，手机还亮着。“于哥！领馆回话了——找到了！他儿子在玻利维亚矿山上，那地方没信号，四个月出不来。人没事，平安！”
十分钟后于龙拿着手机到了周爷爷房间。视频接通的瞬间，屏幕那头出现一张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的脸，嘴唇干裂，胡茬拉碴，眼睛红红的在拼命忍着什么。周爷爷捧着手机，手抖得比程爷爷写字还厉害。
“爸。”
“哎。”周爷爷应了一声，然后就不说话了。父子俩隔着屏幕对视，谁也不挂。于龙轻轻退出去，把门虚掩上。走廊里能听见周爷爷的声音，断断续续，笑一阵，沉默一阵，又笑一阵。
隔了很久门开了。周爷爷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抓住于龙的手，抓得很紧。
“我这一辈子建桥，觉得建桥最难。现在才晓得，最难的是让人心里头那座桥不塌。你帮我修了一座桥——从我这儿到我儿子那儿，一万多公里，跨海跨山。我这辈子修了那么多桥，都没你这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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