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成都，雾气氤氲。
肖镇的C939降落在双流机场时，正是清晨。舷窗外，灰白色的天空低垂着，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影层层叠叠。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似乎都带着一股麻辣的味道。
“肖院士，车已经准备好了。”来接他的是一位穿着便装的年轻人，三十来岁，目光锐利，走路带风。他没有介绍自己，肖镇也没有问。在这种地方，不该问的不要问。
车子驶出机场，没有进市区，而是直接往西，朝着黄田坝的方向开去。
黄田坝，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所在地。对中国航空工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歼-5、歼-7、歼-10、歼-20……一代代中国战机的摇篮。如今，这里又多了一个传奇——那款去年底首飞、被外界称为“歼-36”的第六代战机。
车子在一道不起眼的大门前停下。门岗检查了证件，放行。往里开，景象渐渐不同——宽阔的道路，整齐的厂房，偶尔走过的穿着蓝色工装的技术人员。一切都安静有序，透着一种内敛的威严。
在一栋灰色的办公楼前，车停了。肖镇刚下车，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迎上来。
“老肖，可把你盼来了！”
来人是杨卫东，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腰板挺直，眼神炯炯。他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资深专家，也是肖镇多年的老朋友。两人相识了很多年，那时候杨卫东还是歼-10项目的骨干，肖镇刚刚涉足航天领域。这些年各自忙碌，见面不多，但交情一直没断。
“老杨，你这电话打得急，我差点以为出什么事了。”肖镇笑着和他握手。
杨卫东摆摆手：“进去说，进去说。”
办公楼里安静得出奇，走廊上偶尔有人匆匆走过，看到杨卫东都点头致意，目光却忍不住在肖镇身上多停留几秒。
肖镇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里鲜有外人进入，尤其是他这种一看就不像体制内的人。
杨卫东的办公室在四楼，不大，但收拾得整洁。墙上挂着一张歼-20的巨幅照片，窗台上摆着一架飞机模型——不是歼-20，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型号，无尾翼，三角翼布局，体型庞大。
肖镇的目光被那模型吸引住了。
“那就是‘它’？”他问。
杨卫东点点头，关上门，示意他坐下。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夹，打开，里面是一沓沓的图纸和数据。
“老肖，我也不跟你客套。”杨卫东开门见山，“我们遇到难题了。”
肖镇接过文件夹，一页页翻看。那些图纸他看得懂——流体力学、气动布局、发动机匹配……但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这是……”
“不稳定设计带来的控制律问题。”杨卫东指了指图纸上的一处，“无尾翼布局的优势你知道，隐身、减阻、大升力面。
但代价是飞行品质对控制律的依赖呈指数级上升。我们现在的飞控算法，在某些极限状态下，响应速度还不够。”
肖镇沉默地看着那些数据。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架没有垂直尾翼的战机，全靠飞控系统实时调整各个舵面来维持稳定。一旦算法响应不够快，或者预测不够准，飞机就可能进入不可控状态。
“你们试飞遇到了？”
杨卫东点点头：“第二架验证机，上个月。某个特定攻角下，出现了轻微震荡。虽然飞行员处理过来了，但我们不敢大意。”他顿了顿，“老肖，你在航天器再入段控制方面的研究，我一直关注。那种极端条件下的控制算法，也许能给我们启发。”
肖镇放下文件夹，看着老朋友。杨卫东的眼睛里有疲惫，更有期待。
“我需要看实机。”肖镇说。
杨卫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就等你这句话。”
他们穿过办公楼，坐上一辆电瓶车，往厂区深处驶去。经过几道岗哨，最后停在一个巨大的厂房前。厂房的门是关着的，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
杨卫东出示证件，肖镇也出示了特别通行证——那是临行前，通过特殊渠道办下来的。
门缓缓打开。
厂房里，灯光通明。正中央，一架银灰色的战机静静停放着，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肖镇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有人驾驶战机。长度超过二十米，翼展近二十米，三角翼布局，没有水平尾翼，也没有垂直尾翼，整个机身流畅得像一块被水流冲刷过的鹅卵石。三台发动机并排安装在机身后部，进气口除了腹部两侧，还有一个在机背上方。
“三发设计，”杨卫东在他身边解释，“两侧发动机主要负责巡航，中间那台在超音速冲刺时启动。理论上，可以达到4马赫的极速。”
肖镇慢慢走近，手指轻轻触摸着机身的蒙皮。那是某种复合材料，触感光滑，带着微微的凉意。
“起落架改了？”他注意到机腹下的起落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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