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东点头：“第二架验证机改的。从串列双轮改成并列双轮，更适应舰载需求。”
肖镇绕着飞机走了一圈，目光在那三个喷口上停留了很久。喷口的边缘呈锯齿状，明显是为了隐身考虑。
“进气道也改了。”他指着机腹两侧。
“你看出来了？”杨卫东笑了，“第一架是加莱特进气道，第二架全换成DSI。鼓包式进气道，隐身更好，重量更轻。”
肖镇点点头。这些改动，每一个都指向一个方向——实战化。从技术验证到量产适配，这架飞机正在快速走向成熟。
接下来的几天，肖镇一头扎进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资料室和实验室。
每天早上八点进去，晚上十一二点才出来。杨卫东给他配了两个助手，都是年轻的博士，负责整理数据和跑腿。但大部分时间，肖镇都是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一行行地看代码，一页页地翻报告。
那些代码不是他写的，但他看得懂——流体力学仿真、控制律设计、飞行动力学建模……这些年在航天领域的积累，让他对这些问题有着独特的敏感。
第三天晚上，他给杨卫东打了个电话。
“老杨，你过来看看这个。”
杨卫东赶到时，肖镇正指着屏幕上的一组曲线。那是一组飞行数据，在某个特定攻角下，三个舵面的响应曲线出现了微小但可察的滞后。
“你看这里，”肖镇放大那部分，“控制律的计算周期是20毫秒，但舵面执行机构的机械响应需要15毫秒。理论上，35毫秒的总延迟是可控的。但在某些极限状态下，如果再加上传感器噪声的滤波延迟……”
杨卫东盯着屏幕，脸色渐渐凝重：“你是说，问题不在控制律本身，而在传感器数据处理环节？”
“我怀疑是这样。”肖镇调出另一组数据，“你们现在的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用的是卡尔曼滤波的变种。这个算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没问题，但在高频震荡状态下，平滑过度会掩盖真实的瞬态变化。
飞控系统接到的，是一个‘被平均过’的信号，等它做出判断，实际状态已经变了。”
杨卫东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拍了拍肖镇的肩膀：“老肖，你这一句话，够我们琢磨半年。”
接下来的日子，肖镇开始和研究所的飞控团队一起，重新设计传感器数据融合算法。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有的算法已经用了很多年，在歼-20上验证过无数次，可靠性毋庸置疑。
但现在面对的是全新的飞行包线——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攻角，更极端的机动。原有的算法，确实不够用了。
肖镇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采用多模态自适应滤波，根据飞行状态实时切换滤波参数。在稳态巡航时，用强平滑的滤波，保证数据稳定；在机动时，自动切换到弱平滑模式，保留瞬态特征。
“这个思路理论上没问题，”团队里最年轻的那个博士说，“但切换阈值怎么定？切换过程中如果出现震荡怎么办？”
肖镇在黑板上画了几条曲线：“你们看，这是我们从航天飞机再入段数据里提取的特征。再入时的大气密度变化，比战机机动时的气流变化还要剧烈。我们当时采用的办法是……”
他讲了一个小时，年轻的博士们记了满满几页笔记。讲完后，有人鼓掌。肖镇摆摆手：“别急着鼓掌，先做仿真，仿真过了再说。”
仿真持续了一周。
第一轮，失败。切换点出现震荡。
第二轮，调整阈值，震荡减轻，但还有。
第三轮，引入预测补偿，终于稳定了。
第四轮，加入极限状态测试，通过。
第五轮，第六轮，第七轮……
当最后一个仿真数据出来时，已经是深夜。肖镇揉着发酸的眼睛，看着屏幕上那行绿色的“PASS”，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旁边的小博士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肖总，成了！”
肖镇笑了笑，拍拍他的肩：“别高兴太早，仿真是一回事，真机是另一回事。后面还有的是工作。”
但心里，他是有底的。
半个月后，新的飞控算法装进了那架银灰色的验证机。
试飞那天，肖镇没有去现场。他站在研究所的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曲线。杨卫东站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支笔，笔帽都快被他捏变形了。
“起飞。”耳机里传来飞行员的声音。
屏幕上，飞机滑出，加速，腾空。
然后是各种机动动作：爬升、盘旋、俯冲、横滚……每一个动作的数据都实时传回来，在屏幕上画出复杂的曲线。
肖镇死死盯着那几根关键的曲线——攻角、舵面响应、传感器输出。
它们平滑地跳动着，没有任何异常。
“进入极限状态。”飞行员的声音依然平静。
飞机开始大迎角爬升。六十度，七十度，八十度……
屏幕上的曲线开始剧烈波动，但依然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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