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永海猛地抬起头。
他想起马小建刚才要抢坠子的眼神，想起他说“留着就是反革命”时嘴角那点不自然的笑，像偷到鸡的狐狸。
他挣开母亲的手，拔腿就往河边跑，耳朵上的布条被风吹得像面小旗子。
远远地，他看见马小建和他爹马廷怀在他扔坠子的地方弯着身子两只臂膀在水里捞来捞去。
夕阳的最后一点光落在水面上，闪闪烁烁的，像撒了一地碎金子。
马小建的红袖章被风吹得飘起来，在那片金光里，红得格外刺眼，像块刚从血水里捞出来的布。
姬永海没过去。
他就站在柳树后面，看着那父子俩在水里瞎折腾，看着那片被搅浑的河水慢慢恢复平静。
耳朵上的伤口还在疼，一阵阵的，像有小虫子在咬。
但心里的疼更厉害，像被南三河的冰碴子冻住了。
他终于明白，有些口号喊得再响，也盖不住人心底的龌龊。
有些东西砸得再碎，也挡不住那些藏在暗处的眼睛。
他想起奶奶说的“河东河西”——马小建家以前住在河西最破的草屋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如今他爹当上了大队的治保主任，他家就搬到了河东的瓦房里。
在这特殊年代里，马小建因胆子大，头脑活，敢闯、敢闹、口号喊得响。也成了革命小将的头头。这算不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可这河东，怎么比河西的泥还脏？
回家的路上，庞四十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裤腿卷到膝盖，沾着泥，像两条泥鳅。
他拉着姬永海的胳膊就往公社街上拽：“永海哥快看！游斗的来了！好大的阵仗！”
公社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像赶年集一样。
口号声此起彼伏，锣鼓敲得震天响，震得人耳膜发疼。
一队戴红袖章的人押着几个弯腰低头的“牛鬼蛇神”走过来，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块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名字，打了大大的叉。
有地主，有富农，有被说成“历史反革命”的老头，还有一个女的，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看不清脸。
人群里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烂菜叶子和泥巴，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话，唾沫星子像雨点一样落在那些人身上。
“那不是远梅她爷爷吗？”庞四十指着队伍中间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声音发颤，像被冻着了。
姬永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老头确实是他们的同学羌远梅的爷爷。
他的褂子被撕得稀烂，露出嶙峋的肋骨，花白的头发被人揪着，像一蓬乱草。
脖子上的木牌子写着“带枪投敌的叛徒羌守业”，字是用墨写的，边缘被雨水泡得发毛，绳子勒进他的肉里，留下深深的红痕。
他的背驼得像张弓，每走一步都要被人推搡一下，嘴里不知在念叨着什么，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被口号声盖得严严实实。
“听说他年轻时在共产党队伍里当过兵，后来投降了国民党！”
旁边一个豁了牙的老头小声议论，唾沫星子喷在姬永海脸上。
“这下可算翻出老底了！当年他在河东多风光，杂货铺开得比公社供销社还大，现在还不是跟咱们一样在河西吃土？”
“可不是嘛，”
旁边一个裹着头巾的妇女接话，声音尖得像锥子。
“他的侄儿羌忠远，不是挺能念书吗？地主羔子，念再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在河西挑大粪？这叫报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不假！”
姬永海的心猛地一沉，像掉进了冰窟窿。
他想起远梅，那个梳着两条小辫子、辫梢系着红布条的姑娘。
他们一起在南三河摸过鱼，远梅的手很巧，能把芦苇叶折成小船，放在水面上能漂老远。
他们一起在田埂上追过蝴蝶，远梅跑得比他快，笑声像银铃一样。
远梅的书包是她娘用花布拼的，红一块绿一块，比他的好看多了，里面总装着她爷爷给的薄荷糖，凉丝丝的，能甜半天。
他还想起羌忠远叔叔，那个总是低着头走路、说话轻声细语的读书人。
此刻正站在人群后面，背靠着一棵老槐树。
脸色惨白得像纸，嘴唇抿得紧紧的，咬出了血印子，手里攥着的扁担头都被捏得发白。
他刚从河工地上回来，还没来得及放下工具。
队伍走到公社大院门口停下，有人把羌老爷子推到前面，让他跪下。
老爷子腿一软，就趴在了地上，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像块石头掉进了枯井。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夹杂着几声叫好。
就在这时，远梅不知从哪里冲出来，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花布褂子，头发跑得乱糟糟的。
扑过去抱住爷爷的胳膊就哭：
“别打我爷爷！别打他！他不是叛徒！”
“小反革命崽子！”一个戴红袖章的壮汉——姬永海认得他，是马小建的表哥。一脚踹在远梅的腿上。
远梅“哎哟”一声，摔坐在地上，膝盖磕在石头上，立刻就青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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