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盖着区政府的鲜红大印,红得耀眼,像一团不灭的火。
她把红证书高高举过头顶,让那鲜红的印章和庄严的字迹,在阳光下灼灼刺目!
“大家都睁眼看看!看清楚咯!”
虞玉兰的声音因极度的悲愤而颤抖,却又异常清晰。
“这是个啥?!
这是共产党、是政府给我的信任!
是共产党说,我虞玉兰,一个穷得底儿掉的寡妇,能干事!能为咱们的新国家出力!”
她的声音猛地拔高,带上了哽咽,却更有一种撼不动的力量:
“渡江那会儿,我带着咱们河西的一帮妇女,没日没夜地纳鞋底、烙干粮、抢救伤员!手上磨得全是血泡,旧的没好新的又起,血水都把纳鞋底的麻绳染红了!
有一回抬担架转移,碰上敌人飞机扔炸弹,我想都没想就扑到伤员身上,炸弹皮子就从耳边飞过去,震得我这耳朵足足聋了半个月!”
她喘着粗气,滚烫的眼泪终于决堤,大颗大颗砸在红证书的封皮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
“这红本本,是区里敲锣打鼓送来的!
让我去当干部,吃公家饭!
我没去!
为啥?
就因为我觉得,把分到手的地种好,多打粮食,把娃教育成人,让咱们河西的穷乡亲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是对共产党最大的报答!
这就是咱老百姓顶天立地的功劳!”
她双手捧着那证书,像捧着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她十指都在哆嗦。
她环视着四周,目光最后落在那张写着“富裕中农”四个字的红纸告示上,眼神像淬了冰。
“今天,就因为我虞玉兰听党的话,肯下死力气干活,让全家吃上了饱饭,置办了点产业,你们就要给我扣上这项‘富裕中农’的帽子?
就要把我跟田步仁那些过去喝人血、吃人肉的地主老财往一堆里划拉?”
她猛地将手中的红证书,狠狠摔向脚下那冰冷坚硬的青石碌碡!
“啪——嚓!”
一声脆裂的巨响!
硬壳证书的边角与石头猛烈撞击,封面瞬间撕裂,里面泛黄的纸页散落出来,如同被狂风撕碎的蝴蝶,在弥漫着麦草香气的夏风里无助地飘零、翻滚。
有一页纸打着旋,落到了刘老五的脚边,他吓得像避蛇蝎似的猛地跳开。
“这官帽子,我虞玉兰不稀罕!
可这顶‘富裕中农’的黑帽子,我也绝不认!”
她指着地上散落的纸页和那裂开的证书。
声音嘶哑却斩钉截铁,像一把钝刀子,狠狠劈开沉闷的空气。
“要是共产党的干部,都像你们这样不辨是非,不讲实际,只管死搬硬套这些脱离群众的条条框框!
那我虞玉兰,宁可一辈子就当个本本分分的穷庄稼人!也绝不做你们这样糊涂的官!
你们这样搞下去,跟当年那些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有啥分别?!
这能是长久之计吗?!”
死一样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打谷场。
连风都仿佛凝滞了。
只有远处南三河那浑浊的河水,不知疲倦地呜咽着,如同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
虞玉兰的胸膛像破风箱般剧烈起伏。
她不再看任何人,弯下腰,捡起自己那柄跟随多年的扬叉,沉重地扛上肩头。
铁齿上闪烁的寒光,映照着她布满血丝却异常清亮、坚定的眼睛。
她挺直了几乎被压弯的脊梁,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虽伤痕累累却根系深扎的老树,一步一步,踩过地上那些散落的、曾代表着她荣誉与忠诚的纸页,踏过场院上这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家那金灿灿的、散发着阳光和汗水气息的麦垛走去。
夕阳的余晖,将她倔强而孤独的背影拖得很长很长,深深地烙印在河西村这片刚刚萌发生机、此刻却又被困惑与争议笼罩的土地上。
那年,是公元一九五零年。一九五零年,那个炽热而喧嚣的初夏。虞玉兰,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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