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易法》和《军功授田令》颁布的第七天，邯郸西市发生了一场冲突。
西市是邯郸最大的集市，布匹、盐铁、粮食、牲畜都在这里交易。按新法规定，所有交易必须使用官府统一制作的“市券”，买卖双方各执一份，作为纳税凭证。同时取消了七种杂税，只保留“市税”——按交易额百取其三。
这本来是惠民的好事。但执行起来，却出了岔子。
冲突发生在一家布摊前。摊主是个中年妇女，姓李，丈夫三年前死在晋楚边境的战场上，留下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靠织布卖布为生，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织布，天不亮就收摊回家。
这天上午，一个年轻官吏带着两个差役来到她的摊位前。
“李氏，昨天的市券呢？”年轻官吏面无表情。
李寡妇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竹片——那是昨天买卖的凭证，上面刻着交易物品、数量和税额。
官吏扫了一眼：“数目不对。你这匹布，市场价至少三百钱，怎么只报了二百？”
“官爷明鉴！”李寡妇急了，“这布是我自己织的，用的线粗，比不上大布庄的细密。昨天那位客官只肯出二百，我急着换米下锅，就卖了……”
“那就是你报低了。”官吏打断她，“按新法，瞒报交易额者，罚十倍。你这匹布按三百钱算，税额九钱，罚九十钱。”
九十钱！李寡妇脸色煞白。她一匹布才卖二百，除去成本，利润不到五十钱。这罚金她根本交不起。
“官爷，求您开恩！”她跪下了，“民妇真的没有瞒报，那位客官可以作证……”
“客官在哪？”官吏冷笑，“找不来人证，就按规矩办。拿钱来！”
差役上前，就要翻她的钱袋。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指指点点，却没人敢出头。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且慢。”
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普通的麻衣，但腰杆挺直。正是赵毋恤——虽然腿伤未愈，不能骑马，但他坚持每天拄拐在邯郸街头巡查。
“你是何人？”年轻官吏皱眉。
“赵毋恤。”年轻人报上名字，“这位官吏，新法规定：市税按实际成交价征收。既然买卖双方当时认可二百钱，就该按二百钱计税。你说市场价三百，有依据吗？”
官吏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会有人较真：“这……这是常识！西市的细麻布，哪匹不是三百以上？”
“李氏这匹是粗麻布。”赵毋恤从摊位上拿起那匹布，“经纬稀疏，染色不均，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值不了三百。你若不信，我们可以请西市布行的老师傅来鉴定。”
围观人群中，真有布行的师傅，此时纷纷点头：“确实，这布顶多二百。”
年轻官吏脸上挂不住了：“你是什么身份？敢质疑官府执法？”
“我是黑潮军骑都尉，奉家主之命，巡查新法落实情况。”赵毋恤亮出一块令牌，“倒是你，是哪位大人麾下？执法前可曾熟读新法全文？”
官吏支支吾吾。他其实根本没仔细看过新法条文，只是按照以往的习惯——找软柿子捏，能多收就多收。
赵毋恤不再理他，转身对李寡妇说：“大婶，你没错。该交的税是六钱，不是九钱，更不用罚款。这是你的市券，收好。”
他从怀里掏出六枚铜钱，替李寡妇交了税，然后在市券上盖了章。
年轻官吏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最终带着差役灰熘熘走了。围观人群爆发出叫好声。
但赵毋恤没有轻松。他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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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赵府书房。
赵毋恤的汇报让赵朔眉头紧锁：“你是说，西市十个征税官吏，有六个在乱来？”
“不是乱来，是根本不懂新法。”赵毋恤拄着拐杖，有些激动，“他们还是按老办法：看人下菜碟，能多收绝不少收。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闹得最凶的那几个，背后都和赵平有联系。”
赵平，掌管西市贸易的赵氏旁支管事，也是孙府宴会的座上宾。
墨翟正在整理一份名单：“不止西市。东市的盐商，北市的铁器行，南市的粮食铺……都有人来告状。有的说官吏故意刁难，不给市券；有的说税额随意增减；还有的说，不私下给‘辛苦钱’，就别想顺利做生意。”
“辛苦钱……”赵朔冷笑，“新法明令禁止一切额外摊派，他们倒好，换个名目继续收。”
“更麻烦的是军队那边。”赵获补充，“《军功授田令》颁布后，黑潮军将士都很振奋。但这两天开始有传言，说授田只是空话，最终分到的都是贫瘠的边地。谣言源头还没查到，但已经影响到士气。”
赵朔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他脸上那道淡蓝色的纹路上，显得格外醒目。
“问题出在执行层。”他停下脚步，“我定的法令再好，到了下面，被这些胥吏一扭曲，就变成了害民之法。而这些人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法不责众。就算抓一两个典型，整个体系还是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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