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国的调令来得比预想的更快。县委一纸公文，将他平调至邻县一个清闲的县直部门，明升暗降。清溪镇党委书记的位置，毫无悬念地落在了路远头上。文件正式下达的那天，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有党委会议室里简短的宣布。路远坐在那张曾属于郑卫国的椅子上，感受着红木的冰冷触感，心中没有太多喜悦，只有沉甸甸的压力。
送走县里的领导，路远做的第一件事，是独自一人去了粮库废墟。焦黑的断壁残垣在秋风中沉默矗立，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焦糊味。他从贴身口袋里拿出那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U盘——里面存着郑卫国留下的、赵东升索贿及提及“上面”的录音。他没有立刻引爆这个炸弹。清溪镇经不起更大的动荡了，他需要时间消化郑卫国留下的旧账本，需要更稳妥的时机，也需要…一个能凝聚人心、让清溪镇真正站起来的突破口。
突破口在哪儿？路远的目光扫过满目疮痍的镇子，最终落在了那些在废墟旁奔跑嬉戏、却衣衫褴褛的孩子身上。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有让孩子们有书读、有未来，清溪镇才有真正的希望！他决定将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放在彻底改变清溪镇教育面貌上。
路远没有事先通知任何人，只带了老徐，开始了对全镇所有村小的突击走访。所见所闻，让这个在省城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书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刺痛。
第一站是位于最偏远的山坳里的石头沟村小。所谓的学校，只是三间破败的土坯房，房顶的瓦片残缺不全，雨水顺着缝隙滴落在坑洼的泥地上。最触目惊心的是教室的东墙，一道巨大的裂缝从屋顶贯穿到地面，墙体明显向外倾斜！一根碗口粗、歪歪扭扭的木桩死死地顶在裂缝中间，仿佛随时会被压断。十几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就挤在这摇摇欲坠的危房里，跟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朗读课文。读书声清脆，却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王老师，”路远的声音有些发颤，“这墙…这样多久了？”
王老师推了推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眼镜，叹了口气：“快两年了。去年下大雨，裂得更厉害，村里找了根木头先顶着…跟镇里打了好几次报告，说没钱修…” 他指着墙角几个接雨水的脸盆，“下雨天，孩子们得挪地方躲雨。”
路远走到裂缝前，手指触摸到墙体冰冷粗糙的土坯。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墙体在轻微地颤动。他不敢想象，如果一场稍大的风雨，或者孩子们蹦跳的震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蹲下身，看着坐在最前排的一个小女孩，她正用冻得通红的小手，小心翼翼地翻着一本卷了边、缺了好几页的语文课本。
“你的书怎么了？”路远轻声问。
小女孩怯生生地看了他一眼，小声说：“是…是姐姐用过的…有几页…被弟弟撕去折纸飞机了…” 她旁边的小男孩羞愧地低下了头。
“全班，就三本完整的课本。”王老师的声音充满了无奈，“孩子们轮流看，共用。”
路远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他默默掏出笔记本，记下：石头沟村小——危房（需重建），缺课本（急需）。
走访的第二站、第三站…情况大同小异，甚至更糟。
柳树湾村小，唯一的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用破塑料布钉着，寒风呼呼往里灌。孩子们冻得鼻涕直流，小手蜷缩在袖子里。
靠山村小，没有操场，孩子们课间活动就在满是碎石和牛粪的空地上。唯一的体育设施是一个用麻绳挂在歪脖子树上的破轮胎。
更让路远揪心的是师资。代课老师占了大多数，他们大多只有初中学历，每月拿着80元的微薄工资（还经常拖欠），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位姓李的代课女教师，才二十出头，手上却布满了冻疮和老茧，她不好意思地解释：“放学了还得帮家里干农活…”
在走访最后一站——镇中心小学时，路远遇到了苏晓棠。她正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清理被洪水泡过的图书室。所谓的图书室，只有两个破旧的书架，上面稀稀拉拉摆着一些破旧的连环画和过时的杂志。
“路书记。”苏晓棠看到他，眼神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您都看到了？”
路远沉重地点点头，拿起一本湿了又干、书页粘连发霉的《十万个为什么》。“孩子们…连本像样的课外书都没有。”
“何止课外书，”苏晓棠苦笑，“很多孩子连作业本都买不起，用旧报纸的空白边写字。冬天教室里冷得像冰窖，孩子们手上脚上全是冻疮…”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路书记，我…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对不起孩子们…”
看着苏晓棠泛红的眼眶和那双沾满灰尘却依然明亮的眼睛，路远心中那个“教育翻身仗”的决心，如同淬火的钢铁般更加坚定。
清溪镇党委会议室。气氛前所未有的凝重。路远将一叠在村小拍摄的触目惊心的照片——倾斜的危墙、顶墙的木桩、共用课本的孩子、冻疮累累的小手、代课老师简陋的宿舍——一张张贴在黑板上。每一张照片都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与会者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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