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福建这盘棋，烂得连贺文正看了都想把算盘扔进闽江。
他在杭州行辕的桌上摊开福建地图，用朱笔圈了十七个红点。每个红点代表一处失控或动摇的州县。十七个。一个月前还只有六个。
鲁监国浙系沿海坐大，罗源、连江、长乐、闽县、宁德，一个接一个挂起明旗。有些地方白天还贴着大夏安民告示，夜里旗杆就换了颜色。驻守的仆从军和降兵不敢出城巡查，缩在城里吃存粮，等着上面发话。上面也没话发——电报线断了。
朱常湖从闽北压向福宁，山道里今日冒出五百乡兵，明日又换成一千“义勇”。这些人不穿号衣，不列阵，扛着锄头柴刀就敢堵路。打散了钻进竹林，三天后又从另一条山沟冒出来。大夏巡逻队抓了几个，审出来全是本地农户，问为什么跟着造反，答曰：朱常湖免了今年秋粮。
一句免粮，比十道圣旨管用。
兴化那边更不消停。朱继祚、王继忠、王时华把府城攥住，烧账烧得比过年祭祖还勤快。贺文正收到的情报里有一条让他气得拍桌——兴化城南黄家把万历年间的鱼鳞册都翻出来烧了，理由是“恐为夏贼所用”。万历年间的册子，跟你黄家有什么关系？有关系。那册子上记着黄家祖上侵占官田三百亩的旧案。
烧的不是账，是罪证。
海上也不安生。
郑成功盘踞金门、厦门，专挑大夏小船、信船、粮船下口。打完不恋战，转身贴礁走，连赵维海都骂过一句：“这小子属泥鳅的。”
上个月，大夏从宁波发往福州的补给船队，六条船出港，到福州只剩四条。一条被郑成功的快船截了，船上三百石军粮和两箱弹药全没了。另一条在马祖外海触礁，据说是有人挪了航标灯。赵维海查了三天，没查出是谁干的。航标灯旁边的渔村，全村人都说那晚睡得早，什么也没看见。
福州还在大夏手里。
可陆路断三回，海路断五回，电报线修好又被砍。负责修线的工兵班长跟上级报告，说他这个月接了十一根线头，手上的铜丝比他媳妇的头发还熟。上级没笑，批了一句：下月铜丝预算翻倍。
外运一石粮，从杭州算到福州，路上损耗、护送兵力、修路修桥修电报线的开支加在一起，折银比粮价本身还贵三成。贺文正算完这笔账，在纸上写了四个字：入不敷出。又划掉，改成：赔本买卖。
城里百姓也不傻。米铺门口排队的人一日比一日多，问的话也从“今日几文一斗”，变成了“夏军会不会走”。
管粮的小吏听见这话，不敢接，也不敢报。报上去算什么？民心动摇？那是要掉脑袋的罪名。可不报，心里也慌。
守将吴昌时把城防修得很紧。
北门外民棚清空，南门内垒起沙袋，城墙拐角布机枪，粮仓增双岗。每天早晚两次点验守军，巡街兵腰牌、枪号、弹数都要登记。有个新兵嫌烦，说打仗就打仗，登什么记。老兵踹了他一脚：“你死了，不登记谁给你家发抚恤？”
新兵不吭声了。
最要紧的，是粮价。
福州平价粮铺还开着，二十文一斗，按户限购。排队时有老人骂夏军打仗太多，管粮小吏也不还嘴，只把斗刮平，米粒一颗不多一颗不少。
“骂归骂，米不能少。”
这句话是吴昌时在晨会上说的。原话更长：“百姓骂咱们，是因为还信咱们能管事。哪天不骂了，改夸明军好，那才是真完了。”
话传出去，城里倒稳了两日。
明军也没闲着。
城中冒出小纸条，说大夏准备弃福州，临走前要迁走船匠、铁匠，还要杀尽“疑似内应”。有人夜里往水井边贴，有人塞进米铺门缝。写纸条的人很懂行，专挑船匠聚居的南台和铁匠扎堆的西关散发。这两处手艺人最多，也最怕被迁。
吴昌时没抓着人乱杀。
他做了一件事。
第二天，他把福州官仓存粮数贴在府衙前。不是笼统的“粮草充足”四个字，是实打实的数目：官仓实存三万七千二百石，军仓一万一千石，民用平价粮另列六千石。每日支出多少，守军吃多少，百姓卖多少，旁边全有账。连粮仓鼠耗都列了一行——月损四十三石，已加猫六只。
告示最后写得很硬：
大夏守福州，不迁百工，不屠百姓。敢造谣逼民乱者，按战时军法斩。
百姓围着看了半天。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不识字的听完又让识字的再念一遍，重点听那个“三万七千二百石”。
一个卖鱼的老汉嘀咕：“这年头，连守城都要晒账。”
旁边人回他：“晒就晒吧，总比烧账强。”
这话说的是兴化。兴化那边的事，福州百姓多少听了些风声。烧田契、杀账吏、砸电报机，闹得天翻地覆，粮价涨了三倍。福州再不好，米还是二十文。
长垣岛上，朱以海也在看账。
只是他的账簿多了三分江湖气。墨迹有新有旧，纸张有好有坏，有些页码是从别处撕下来拼的。郑彩、周瑞、阮进、周鹤芝都到了，堂下还有罗源、连江、宁德几处来的头人。旗号不少，椅子不够，最后有两个海商代表只能坐在木箱上。木箱里装的是火药，坐着的人知不知道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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