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放在案几下的手，微微握紧。魏征这番话，软硬兼施，情理并茂。既坐实了徐圆朗的罪行，抬高了惩处的必要性，又给足了他李密面子，将“主持公道”的权力和荣誉送到他手上，同时隐含了不处置的后果，失去高鉴的尊奉甚至将其推向对立面。
他不得不承认，魏征是个极其高明的说客。高鉴派他来，是选对了人。
但李密心中的忌惮并未消除。他盯着魏征，缓缓道：“玄成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徐圆朗纵容部将，行事乖张，确需惩戒。然，如何惩戒，惩戒至何地步，须有分寸。高将军欲发兵讨伐，是否惩处过当？兵戈一起，生灵涂炭，齐鲁震动。且徐圆朗毕竟拥兵数万，据有数郡，岂是易与之辈？一旦战事迁延，损耗的是我抗隋义军的整体实力。不如……由我出面，严令徐圆朗交出周文举及其同党，押送至高将军处发落，并加倍赔偿聘礼损失，向王氏登门谢罪。如此，既保全高将军与王氏颜面，又可避免大战，保存实力，玄成先生以为如何？”
这是李密最后的试探和底线。他试图将冲突限制在“交出个别人犯、赔偿道歉”的范围内，避免高鉴借机吞并徐圆朗的地盘。
魏征心中了然。李密果然不愿看到高鉴进一步坐大。他面色不变，沉吟片刻，拱手道：“魏公思虑周全，保全义军实力之苦心，征感同身受。若徐圆朗真能依魏公之言，痛快交出元凶，诚心赔罪，我主或可暂息雷霆之怒。”
他话锋一转，语气带上一丝凝重：“然，以徐圆朗往日为人及目前应对观之，其桀骜不驯，目光短浅，恐难从命。即便表面应承，也必拖延推诿，甚至暗藏祸心。且那周文举劫掠聘礼，未必全是个人贪念。徐圆朗对我主近年来势大，早存忌惮猜忌之心，纵容甚至默许部下挑衅，试探我主反应，亦大有可能。若此番不能予以迎头痛击，彻底打掉其侥幸与野心，只怕其日后变本加厉，边境永无宁日，反更耗实力。”
魏征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却字字清晰，直指李密目前最核心的焦虑：“魏公，东都大战在即，王世充整合诸军，来势汹汹。魏公需全力应对，无暇东顾。此时齐鲁之地，是需要一个安分守己、甚至能提供些许粮秣支援的稳定后方，还是需要一个心怀叵测、随时可能趁魏公与隋军主力鏖战之际，在背后捅刀子的徐圆朗？”
“徐圆朗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昔日依附孟海公，后叛孟投魏公，又何尝真有忠心？其据鲁郡、琅琊，临近我主根本之地，却与魏公核心区域悬隔。若魏公与王世充战事吃紧，他能有多少粮草、多少兵力可供调用？不拖后腿已是万幸！反观我主，虽在齐地，然控扼大河，毗邻河北，牵制窦建德不敢全力南下，间接亦是为魏公分忧。且我主重信守诺，尊奉魏公，去岁今春，粮秣供给，从未延误。孰为可靠之盟，孰为腹心之患，魏公明鉴万里，自有决断。”
这番话，彻底撕开了温情脉脉的“同门”面纱，将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战略利弊的台面上。徐圆朗对李密而言，地理遥远，控制力弱，可靠性存疑，更像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高鉴虽然同样不易控制，但至少目前表现得更为“恭顺”，且其存在客观上牵制了河北窦建德，对李密的中原战事是有利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下，默许甚至支持高鉴敲打、乃至削弱徐圆朗，似乎成了更符合李密利益的选择。
李密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他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身为盟主的自尊和对于高鉴坐大的长远担忧，让他难以轻易点头。堂内安静得能听到火盆中炭火轻微的噼啪声，以及远处营中隐约传来的号角。
魏征不再言语，只是静静地坐着，目光平和地注视着地面，仿佛在给李密充足的时间思考。他知道，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最后的决定，需要李密自己做出，而他能做的，已经全部做完。
最后，邴元真压低声音，但足以让李密听清：“主公，眼下王世充大军将至，东都决战在即。魏公正需全力应对，实不宜在东方另起大的争端。准高鉴有限度行动，令其与徐圆朗互相牵制，彼此消耗，我军方可专心对付王世充。待东都事定，魏公挟大胜之威，再从容处置山东事务，届时无论高鉴还是徐圆朗，皆不足为虑矣。”
邴元真这番话，可谓深得李密之心。尤其是最后关于“互相牵制”、“专心东都”的分析，直接点明了李密当前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王世充！只要高鉴不碰鲁郡，不立刻吞掉徐圆朗，让他们在琅琊西部打一打，消耗一下，又有什么不好？既能维护自己威信，给高鉴一个交代，又能让这两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互相削弱，为自己解决东都问题争取时间和精力。
李密脸上的犹疑渐渐散去，代之以一种决断后的深沉。他看了一眼肃立等待的魏征，又看了看堂中诸将，大多数人似乎对惩戒徐圆朗并无反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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