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霍邑大捷、西渡龙门以来，李渊集团势如破竹，关中震动，消息如长了翅膀般飞越太行，传入山东。与之相对的，是雄踞齐地东部的高鉴，在经历了北海鏖战、大河对峙、接收东莱水师等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扩张与整合后，也终于迎来了一个喘息与沉淀的窗口期。
地图上，高鉴控制的疆域已非昔日困守武阳一隅时可比。武阳郡是老根基，济北郡是链接大河南北枢纽，齐郡乃经略齐地的中心与粮仓，新得的北海、高密、东莱三郡，不仅提供了漫长海岸线与重要港口，更将势力触角深入半岛腹地。此外，像钉子般楔入东平郡的须昌、宿城，以及琅琊郡东部的沂水、莒县，虽只是零星城邑，却如探出的触手，战略意义不容小觑。
整体看去，高鉴的地盘东西斜贯，形似一条略显狭长却筋骨强健的游龙。武阳为龙首，昂然北顾河北窦建德；齐郡、北海为龙身，厚实丰腴；高密、东莱及沿海诸县为龙尾，摆动于渤海与黄海之上。
然而，这条“龙”的腰腹之下，却横亘着一块不大不小、却足以让人梗喉的硬骨——那便是控制着东平郡大部、鲁郡全境以及琅琊郡西部的徐圆朗势力。更重要的是，徐圆朗占据的鲁郡、琅琊西部，犹如抵在高鉴势力侧肋的一把短刀，随时可能切割高鉴东西联系，或威胁其齐郡、北海腹地。
此人原为盗匪，后趁乱割据，实力不弱，且颇为狡猾。他与高鉴一样，名义上尊奉瓦岗李密为盟主，算是“同门”。自高鉴平定綦公顺、威震山东以来，徐圆朗便显得异常“克制”，不仅未趁高鉴北击刘黑闼、东收北海时有所动作，反而几次遣使送礼，言辞恭顺，仿佛真心以邻为善。边境上虽有小摩擦，却无大战。
这种“克制”，在高鉴及其谋士们眼中，绝非善意，而是更深的忌惮与审时度势。徐圆朗在观望，观望李渊与关中隋军的胜负，观望李密在中原的纠缠，也在掂量高鉴这把新磨利的刀，会不会下一刻就砍到自己头上。他像一只经验老到的狐狸，缩在自己的地盘里，不露破绽，让高鉴虽有兼并之心，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兴兵。毕竟，双方头上还顶着李密这面并不牢固的“盟主”旗子，无端开启战端，于道义有亏，也可能给其他势力，如河北窦建德、甚至南方的杜伏威以可乘之机。
因此，高鉴采纳魏征、张允济等人的建议，按下急于用兵的冲动，转而“致力于修养生息，编练军队”。新得之地需要消化，流民需要安置，田亩需要垦复，被打乱的行政体系需要重建与整合。来自武阳、魏郡的老兵需要与新附的北海、齐郡兵卒磨合，东莱水师更需要时间修缮战船、训练水手，形成真正战力。高鉴深知，内政不修，根基不稳，即便打下再大地盘，也不过是沙上筑塔。
与此同时，另一件关乎政权未来格局与稳固的大事，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与琅琊王氏的联姻。
这桩婚事，早已不是单纯的男女结合，而是高鉴集团与齐鲁头等士族门阀之间一次深刻的政治绑定与利益交换。王基前番来信中暗示的族内分歧与最终抉择，已然表明了王氏将部分族运押注在高鉴身上的决心。而高鉴，也需要借助王氏数百年来在青、徐、兖地区盘根错节的影响力、无与伦比的文教声望以及潜在的人才储备，来为自己这个脱胎于行伍的政权，披上一层更显“正统”与“文治”的外衣，并进一步笼络山东士人之心。
婚事由高鉴的母亲，出身博陵崔氏的崔老夫人亲自操持。老夫人虽历经离乱，但大家风范未失，于礼仪章程极为看重。在她主持下，前期的“纳采”、“问名”、“纳吉”三礼已郑重走完。纳采之礼，遣能言善辩、熟知礼仪的使者携玄纁（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雁、羔羊、清酒等物至琅琊王氏祖宅，表达求婚之意，王氏欣然应允。问名之礼，问得女方姓名八字，请人占卜，得“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之上上吉兆。纳吉之礼，将吉兆告知王氏，婚约至此初步议定，双方交换更详细的信物与婚书。
接下来，便是最为实质、也最显男方诚意与实力的“纳征”之礼，即下聘。按隋时风俗，聘礼丰俭程度，直接关系到女方面子与未来新妇在夫家的地位。崔老夫人对此极为上心，与魏征、留守历城的文官们反复商议，既要彰显高鉴一方诸侯的威仪实力，又要符合琅琊王氏这样的清贵门第的品味，不能流于庸俗豪奢。
最终定下的聘礼清单，可谓煞费苦心：
礼金：黄金五百斤（并非现代斤两，乃汉制，亦是一笔巨资），上等五铢钱十万贯。这是硬通货，象征财力与诚意。
丝帛锦绣：来自蜀地最上等的蜀锦百端（一端约合今五六十米），江淮进贡级的绫、罗、纱、縠各五十匹，色彩俱是庄重雅致的玄、纁、青、紫，而非大红大绿。更有巧匠以金线、彩丝织就的寓意“鸾凤和鸣”、“麒麟送子”的专属纹样锦缎二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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