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四九城落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密密地飘了一夜，早上起来，屋顶和树梢上覆了薄薄一层白，太阳一出来就开始化，沿街的屋檐滴水，胡同里的青砖路湿漉漉的。
北方家具厂的大门口，新的牌子已经挂了快两个月了。“四九城家具厂”几个字被挤到了边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更大的铜牌，上面刻着“北方家具总厂”六个字，字体是请书法家协会的人专门写的，笔锋遒劲，在晨光里泛着沉甸甸的金色。
门口的两根水泥柱子上各挂了一面红旗，旗杆是新的，铜制的顶端在阳光下亮得晃眼。门岗也换了一些人，都是从雷振江的保卫科里重新挑选的，身板笔挺，站姿标准，腰间扎着武装带，比以前的民兵精神了不少。
林墨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陆续进厂的几辆黑色轿车。车牌号他大多认得——轻工部的、计委的、市委的，都是熟人。今天又是一批来“学习”的，外省市的同行，带队的是个副厅长，昨天就到了，住在宾馆。
陈枋安穿着中山装站在办公楼门口等着，身边围了一圈人，有厂办负责接待的，有宣传科负责拍照的，还有几个从各分厂临时抽调的讲解员。他们的表情都很严肃，像是在等待什么重要的检阅。
车子停下来，副厅长先下车，快步上前握住陈枋安的手，脸上的笑容带着几分敬意和热络。“陈书记，久仰久仰！你们厂的先进经验，我们在省里就学习了，这次是专程来取经的。”
陈枋安笑着寒暄了几句，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领着人往里走。一行人经过办公楼门口时，有人抬头看了看那面新挂的牌匾，说了句什么，旁边几个人都笑了起来。闪光灯亮了几下，宣传科的人跟在后面拍照，快门声咔嚓咔嚓的，在安静的早晨格外清脆。
林墨看着那些人走进办公楼，转身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把茶杯放在桌上的搪瓷托盘里。桌上摊着一份生产报表，他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报表上各项数据都稳中向好，没什么需要他操心的。
自从整合方案落地、陈枋安正式回来做书记之后，林墨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清闲了。
这种清闲不是没事干，而是只有生产的事情找他。以前他是在家具厂基本上是他主内，聂怀仁驻外，厂里的事从上到下，什么事都要过他的手——生产上的事找他，技术上的事找他，人事上的事找他，对外联络的事也找他。
现在不一样了。
陈枋安回来了，两个人召集革委会的人开了一个小会，很快达成了默契。林墨是厂长，只管生产经营；陈枋安是书记，管党政工团、管人事宣传、管对外接待。
以前那些找林墨“汇报思想”的人，现在被安排去找陈枋安了；以前请林墨去“指导工作”的单位，现在办公室也默契地直接请陈枋安了；甚至是保卫工作，现在都默契地去找陈枋安了。
报纸上“北方家具厂”几个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陈枋安的名字也跟着频频露面。十月连着两篇，十一月又有一篇，还配了照片——陈枋安站在人造板生产线前面，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
农村那边的形势，也在起变化。
“割尾巴”的风声从年初就开始传了。十一月后，上面发了文件，措辞严厉，说要“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巩固集体经济”。
自留地要缩，集市要管，多养的鸡要杀，多养的猪要卖。有的地方已经开始行动了，公社干部带着人挨家挨户查，家家户户养的鸡超过两只的，杀了吃肉；自留地超过规定面积的，收回来重新分。
但红星公社的情况不一样。
去年林墨跟王振山谈的那次，王振山回去之后就开了社员大会，不知道是通过讲道理还是行政命令，反正红星公社在那以后的的转变很明显。
这天红星公社，王振山站在大队部门口的台阶上，面前黑压压站了一片人。
“集体的地，集体的棚，集体的机器，那是咱们大家伙儿的命根子。谁要是因为家里的自留地耽误了集体的活，年底我们公社的民兵.......”这是他这一年来不时要做的宣传。
红星公社这一年搞大棚、搞养殖、搞机械化，本来就有底子，效率也上去了，加上这一年的政策宽松不少，集体出来的东西直接供应家具厂和工人社区没有过多的损耗，收益都上去了，社员也尝到了甜头，加上自留地被限制，对集体事情的积极性又回去了。
还建了一个简单的饲料加工厂，粉碎机嗡嗡转，一天能加工好几吨饲料，供应全公社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养猪场存栏上百头，养鸡场几千只，在全区都是数得着的。鱼塘也扩大了，水面从十亩扩到了近三十亩，起网的时候，一网下去捞上来几千斤鱼，鱼在网里蹦，水花溅了岸上的人一身，所有人都笑。
种树的规模更大了。不只是红星公社，周边几个签了协议的公社也跟着种，速生杨、刺槐、泡桐，一片一片的，几年下来已经成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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