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三年春，冰雪消融，暖风拂过江南大地，吹绿了长江两岸的柳枝，吹醒了田间的青苗，也吹散了萦绕在江淮上空三个月的硝烟余味。
那场决定华夏半壁命运的长江决战，已然过去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江南大地从尸横遍野的惨烈战场，渐渐恢复了几分生机。镇江、江阴、扬州沿岸的焦土被重新翻整，破碎的工事被拆除，塌陷的民居被一点点重建，百姓们走出避难的村落，扛着农具走向田间，炊烟重新在城镇、乡村升起，孩童的嬉闹声、商贩的吆喝声，渐渐取代了震耳的枪炮声，久违的安宁，终于降临在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
而复国军与郑氏联军的将士们，也卸下了满身的杀伐，进入了漫长的休整期。幸存的将士们驻守在江淮沿线，加固城防、操练新军，却不再整日枕戈待旦、直面生死；伤残将士被妥善安置在专门的营寨，医者悉心照料，衣食无忧；阵亡将士的家属得到了承诺的抚恤，良田、宅院悉数到位，赋税全免，孩童被送入新开的学堂，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陈永华坐镇后方，统筹民政，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令，安抚流离百姓，修复水利设施，整顿商贸往来，江南的经济渐渐复苏，曾经因战火萧条的市镇，重新热闹起来；范·海斯特牵头重整军工，修复损毁的火炮、枪械，改良新式装备，同时对接欧洲商贸，打破荷兰此前的垄断，为新生的势力积攒实力；巴特尔率领草原骑兵驻守淮北沿线，一边防范清军异动，一边安抚草原部族，稳固南北边境，八千草原健儿，成了江淮防线最坚实的机动力量。
而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却是另一番压抑景象。
康熙皇帝坐在乾清宫的龙椅上，手中攥着江南送来的停战协议，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龙目之中满是不甘与愤懑，却又透着深深的无奈。
长江决战大败的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举国哗然。二十万大军折损近半，粮草军械耗费千万，国库彻底空虚，原本平定准噶尔的战果，也因大军南征、北方兵力空虚，出现了反复——噶尔丹的残部趁机收拢旧部，在漠北再次起兵，袭扰边境，烧杀抢掠，北方边防压力骤增；江南、山东、河南等地，因连年征战、苛捐杂税繁重，百姓不堪重负，民变四起，小股起义接连不断，清廷疲于镇压，焦头烂额；更致命的是，荷兰主力舰队撤离远东，清廷失去了唯一的海上外援，江防、海防形同虚设，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南征。
内有民变、国库空虚，外有准噶尔复起、海上无援，即便康熙心中憋着一口恶气，一心想要踏平江南、一统寰宇，也终究无力回天。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纷纷上奏，恳请罢兵议和，休养生息，再图后计。
而另一边，赵罗也清楚地知道，复国军虽胜，却是惨胜。
两万余将士牺牲，兵力折损近半，军械粮草消耗殆尽，江南、江淮的民生百废待兴，百姓急需休养生息，军队也需要时间整编、训练、补充，此刻贸然北伐，无异于以卵击石，非但无法收复中原，反而会让来之不易的战果化为乌有，让牺牲将士的鲜血白流。
南北双方，各有困境，各有顾忌，停战议和，成了唯一的选择。
经过十余轮秘密谈判，清廷与复国军最终达成停战协议，于淮河岸边的正阳关正式签署文书，昭告南北：
双方即刻罢兵休战，永不擅自兴兵；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的江南、江淮全境，归复国军实际控制，清廷承认其管辖主权，不再派兵南下征伐；淮河以北仍属清廷疆域，双方开放边境互市，互通有无，交换战俘；互不追究此前战事罪责，共保边境安宁。
协议签署的消息传开，南北百姓无不松了一口气，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终于迎来了喘息的机会。康熙虽在宫中摔碎了数盏茶杯，怒斥“奇耻大辱”，却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下旨抽调北方兵力镇压民变、围剿准噶尔，暂时放下了南征的念头。
而这份停战协议签署的当日，赵罗独自一人，登上了南京城的正阳门城楼。
南京，这座曾为大明古都的城池，历经战火沧桑，如今成了复国军的核心重镇。赵罗褪去了征战时的染血银甲，换上了一身素色锦袍，长发束起，面容依旧刚毅，却少了几分战场上的杀伐戾气，多了几分沉稳与深邃。他站在高高的城楼上，迎着初春的暖阳，目光望向北方，隔着重重山河，望向北京的方向，望向淮河沿线的边境线，眼神复杂，有缅怀，有坚定，更有对未来的期许。
不知过了多久，身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一众身影缓缓登上城楼，站在了赵罗身侧。
为首的是范·海斯特，这位来自欧洲的匠师、军事家，褪去了工装，换上了整洁的长衫，手中拿着一份军工改良与欧洲商贸的文书，眼中满是欣慰，历经数年战火，他见证了这支队伍从弱小到强大，终于迎来了安稳发展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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