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深秋寒意渐浓，长江口的潮水拍打着滩涂，卷起细碎的白沫。从闽浙沿海到琼州海峡，万里海疆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早已被杀机笼罩。荷兰远东舰队在苏禄、巴达维亚完成集结，日本九州的秘密船坞日夜赶工，两张来自南洋与东洋的血盆大口，已然对准了复国军的东南海岸线。
可当所有目光投向复国军的海防力量时，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到窒息的现实：复国军的海军，几乎是一片空白。
长江决战的惨烈，不仅透支了陆军的精锐，更摧毁了复国军仅有的水上力量。那艘被誉为江南水师脊梁的破浪号战舰，在阻击清军渡江时，被岸防炮轰穿船身，龙骨断裂、船舱进水，如今搁浅在镇江船坞，靠着临时支架勉强支撑，工匠们日夜抢修，却连修复三成战力都做不到——没有大型船坞，没有优质船木，没有熟稔造舰的工匠，破浪号的重生，遥遥无期。
除破浪号外，江南水师其余十二艘中小型战船，或战沉江底，或损毁废弃，能勉强驶出港口、搭载武器的武装船只，统共不足十艘。这些船只是由近海渔船临时改装，船身单薄，仅在船头架一门老旧的元年式小炮，别说对抗荷兰双层甲板的主力舰，就连荷兰的快速巡航舰，一艘便能将这十艘小船全数击沉。
无舰、无炮、无训练有素的水兵、无完整的海防体系。
万里海疆，如同不设防备的旷野，荷兰舰队的舰炮可以轻易轰开长江口，日本水师可以轻松登陆闽浙，复国军唯一的海上屏障，只剩下一道虚无缥缈的海岸线。
焦山统帅部的临海议事厅内，一场关乎海疆生死的紧急会议，在死寂般的沉重中召开。
赵罗端坐主位，面前摊开着海防兵力报表，纸上寥寥数行文字，字字如刀割：水师在册战力0，主力舰0，可作战武装船9艘，岸防炮台完好率37%，水兵不足千人。
范·海斯特身着工装，鼻梁上的单片镜映着窗外的江面，面色冷峻；沈锐攥着拳头，指节发白，这位陆战悍将，面对海上危机时，也满是无力；海防总兵陈老将军须发皆白，躬身站在海图前，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
“大帅，长江口、厦门、广州三处核心炮台，还是前朝旧制，前装滑膛炮射程不足四里，荷兰主力舰的舰炮能打八里，敌炮能打我们，我们打不到敌舰。水兵都是渔民临时征调，没受过海战训练，连风帆都操控不熟练……我们的海防，是真真正正的空白。”
厅内一众沿海府县官员、军工主官、水师残部，个个垂首不语，冷汗浸透了衣衫。
有人低声哀叹：“荷兰七艘新式战舰，两百八十门重炮，我们拿什么挡？拿命填吗？”
有人满脸绝望：“造一艘主力舰要百万两白银、一年工期，我们连造一艘渔船的木料都凑不齐，何谈水师？”
绝望的情绪，如同潮水般在议事厅内蔓延。
陆地上，乌兰布通一战让清廷无力南顾，复国军尚可高枕无忧；可海面上，荷兰与日本的夹击近在眼前，这片空白的海防，就是复国军最致命的死穴。
赵罗抬眼，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平静却带着压垮一切的力量：“绝望无用，哀叹无用。没有水师，我们就造不出海防吗？没有战舰，我们就守不住海岸线吗？”
就在此时，范·海斯特向前一步，站到海图前，指尖指向长江口、舟山群岛、金门列岛，抛出了一个颠覆传统海战思维的方略——非对称海防。
这位深谙欧洲海战的军工专家，语气沉稳，字字清晰，戳破了唯一的生路：
“将军，诸位，我们永远不要妄想和荷兰舰队打舰队决战。那是欧洲列强的游戏，是钢铁、火炮、财富的比拼，我们没有，也耗不起。所以我们要放弃正面交锋，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以陆制海，以小制大，以近制远。”
他拿起指挥尺，在海图上划出一道道防线，详细拆解着非对称海防的核心：
第一，筑死岸防炮台群，打造近海火力壁垒。
放弃零散的旧炮台，集中所有钢材、火药，在长江口、闽浙咽喉、台湾海峡等关键隘口，修建钢筋混凝土永备炮台，部署范·海斯特最新研发的大口径岸防线膛炮。这种炮射程远超荷兰舰炮，固定在海岸上，无需机动，以逸待劳，将近海海域变成炮火覆盖的死亡区，让敌舰不敢靠近浅海。
第二，量产水雷、鱼雷，封锁所有航道。
利用江南的铸铁、火药，大批量制造触发式水雷，布设在港口、航道、浅滩，敌舰一旦闯入，便会触雷沉没；同时研发轻型鱼雷艇，小艇小炮，搭载鱼雷，隐蔽在岛屿礁石后，趁夜偷袭敌舰侧舷，打了就跑，不与敌舰纠缠。
第三，建立沿岸监视网，做到敌动我知。
在沿海每十里修建一座了望塔，配备烽火、信鸽、快马，形成全天候监视系统。荷兰舰队一出动，消息便能在一个时辰内传遍千里海疆，让复国军提前布防，绝不被动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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