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15日。
东欧平原的严冬终于显露出一丝疲态，积雪开始消融，露出下面被炮火反复耕耘、呈现出一种丑陋的黑褐色的土地。
泥泞重新成为大地的主宰，但这是一种与深秋不同的、带着一丝生腥气的解冻的泥泞。
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以及更东方的战略重镇斯摩棱斯克，一种奇异的、紧绷的平静笼罩着战线。
沙皇的旗帜已然坠落，但新的旗帜尚未稳固地升起。
在这权力的真空中，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机器，在经过短暂的“冬眠”和内部整合后，再次发出了低沉而危险的咆哮。
帝国的目光，如同它的皇帝一样，冷静地审视着东方这片巨大而混乱的棋盘，准备落下决定性的棋子。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旧沙皇军官俱乐部，1916年3月15日上午10时。
这里的气氛与窗外开始解冻的春意截然相反，冰冷、僵硬、充满了相互试探和毫不掩饰的敌意。
长长的谈判桌一侧，坐着以德国外交部长理查德·冯·屈尔曼男爵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为首的德意志同盟国代表团。
他们衣着光鲜，姿态从容，眼神中带着胜利者的自信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傲慢。
桌子的另一侧，情况则复杂得多。名义上代表着俄国新政权的是由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维尔·米留可夫派出的、态度强硬的官方代表（坚持战争到底、恢复战前边界），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指定的、态度暧昧、倾向于“不战不和”的观察员。
然而，真正吸引着德国人目光的，却是坐在稍远处、看似低调却散发着强大气场的一个小组——由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才华横溢而尖锐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率领的布尔什维克非正式代表团。
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临时政府权威的公然挑战，也是德国“以革命促和平”战略的核心环节。
谈判已经进行了数日，陷入了僵局。
米留可夫的代表重复着“不割地、不赔款”的陈词滥调（尽管军事上已一败涂地），遭到了霍夫曼将军毫不留情的嗤笑。
苏维埃观察员则左右摇摆，拿不出任何实际方案。
上午的会议在毫无成果的相互指责中结束后，屈尔曼男爵做了一个隐蔽的手势。下午，一场绝对秘密的、未经记录的会晤，在要塞内一个隔音良好的小房间里进行。
德方出席的是屈尔曼和霍夫曼，俄方只有托洛茨基和他的两名助手。
“托洛茨基先生，” 屈尔曼开门见山，语气不再有上午的官方客套，变得直接而充满诱惑。
“与那些活在幻想中的彼得格勒绅士们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俄罗斯需要和平，德意志帝国也渴望东线的安宁，我们可以提供它——立刻，无条件停火。”
托洛茨基，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目光锐利如鹰的革命家，冷静地回应：
“和平的条件，男爵阁下？帝国主义的和平，还是基于民族自决的和平？” 他的话直指核心。
霍夫曼将军不耐烦地用指挥棒敲了敲挂在墙上的大地图：
“条件？现实就是条件！我军兵锋已抵近普斯科夫妻和斯摩棱斯克！波兰、立陶宛、库尔兰、以及大片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土地，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的人民，显然更愿意在德意志帝国的保护下获得秩序与发展，而不是回到彼得格勒那混乱的统治中！” 这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领土要求。
托洛茨基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将军阁下，您所说的‘保护’，在国际法上有一个更简单的词，叫做‘吞并’。”
屈尔曼立刻打圆场，语气更加柔和：
“让我们抛开虚伪的外交辞令，托洛茨基先生。帝国理解并…同情贵党（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诉求。一个稳定的、与德国友好的俄罗斯，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我们可以签署一份极其优惠的和平协议：立刻停火，德军不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前进，帝国承认并支持一个由苏维埃主导的俄罗斯新政府。至于领土…我们可以放弃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直接要求，甚至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帮助贵党稳定局势。我们只需要一些必要的…战略边界调整和保证。”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波兰和波罗的海区域画了一个圈。
这是巨大的诱惑，也是巨大的陷阱，德国人开出的价码是：
用广袤的西部领土（超过15万平方英里），换取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合法性和即时和平，以及德国东线的绝对安全。
托洛茨基沉默着，大脑飞速运转。他深知这份“慷慨”背后的代价——这将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背上“卖国”的沉重枷锁，成为德国事实上的附庸。
但另一方面，前线的崩溃、国内的饥荒、临时政府的无能，都使得“和平”成为了压倒一切的需求，没有和平，革命就可能被战争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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