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张厚重的幕布,压在城市上空,我坐在落地窗前,望着灯火流动的天际线。电话里传来熟悉而又刺耳的声音,是汪远洲的父母——他们在城里并没有多余的朋友,只有一条不肯放弃的“儿子”。他们要律师来找我,声称要给我找不痛快的日子,因为他们认定儿子的悲剧都是我的错。
挂了电话,我微微一笑,我执掌汪氏集团多年,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我还不放在心上。
在律师事务所的大堂里,空气里混着新的纸味和旧时的锈味。我对着桌上的签名笔,像是在给自己一个冷静的起点。
“汪绿萍小姐,”律师礼貌又谨慎地开口,“您知道今天来的人是谁吗?他们是汪远洲的父母,声称他们的儿子无辜被你排挤出董事会,如今更是身陷囹圄,我的委托人说,这一切,皆是系因为您。”
我微微一笑,声音干净而平静:“法律在这里的作用,是公正不是情绪。请告诉他们,吾等愿意在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但请勿以情绪扰乱秩序。”
汪远洲父亲汪大福先发话,语气像一把磨砂刀:“你们汪家人对儿子的未来有责任。现在他身陷困境,谁该为此负责?当然是你,绿萍。你们以为靠权势就能压死一个人,但我们要让你知道,权势也会被法律折返。”
汪远洲母亲赵月娥紧随其后,声音尖细而有节奏:“你们这些商业圈里的女人,懂得的只有算计。我们儿子曾是天之骄子,如今却陷于困境,都是因为你们的算计。我们要的不是道歉,而是一个解决方案——把事情摆正,让人知道汪家不是任人摆布的软柿子。”
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对质”与“和解协议”的组合,附带一连串的司法与行政压力。我把笔收回,眼神像一把未出鞘的利剑。
“如果你们的诉求是公义与透明,请把所有证据和事实材料交给我的法律团队。我们将进行独立审计、公开披露并在董事会层面做出讨论。但请注意,威胁和恐吓不是解决之道。”我的语气不高也不低,像是把这间房间里的空气都整理成一个清晰的条线。
汪大福的脸上浮现出微妙的皱纹,他的目光像要在桌面上刻出凹槽。“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逼我沉默吗?我们不是来讨价还价的。”
赵月娥轻轻拍了拍手心,语气却带着自以为的高贵:“我们只要一个明确的结果——让你明白,汪家的未来不能被某个外人掌控。”
我浅笑着抬起眼皮,目光在桌面与对方之间来回扫动,语气如同在整理一张清晰的图纸。我的手指轻敲桌面,声音稳而清晰。
“既然你们把话说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把对话引向一个可验证、可追溯的框架。你们的诉求,我理解成两部分:对质与和解,同时伴随司法与行政的公开压力。我的回应很简单,先把对质的部分放在一个公开、可观察的场域里,再把和解的路径规整成透明、可落地的治理改进。”她从笔记本里取出一份草案放在桌上,指尖轻触纸面,像是在示范一种可执行的秩序。
汪大福的声音带着点,像磨砂刀切割空气:“你们是不是又要把证据带上台面,等 Independent Auditor 一起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花哨程序,而是一个让儿子站起来的结果。”
赵月娥点头,声音却仍然尖细而有节拍:“对,我们要的不是空话。我们要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不是道歉,而是让汪家有尊严地站起来。”
我微微一笑,没有因他们的气势而提高音量,声音保持同样的平稳与清晰:“那就开始一个三步走的治理对话。第一步,公开披露与独立审计并行执行;第二步,建立一个外部监督小组,由独立董事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共同组成,负责对关联交易、资源配置和人事变动等关键领域进行持续监督;第三步,设立一个时间表,将每一个阶段的结果、证据和改进措施对外公示,并在董事会层面进行正式审议与披露。若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份方案写成正式的对质与和解框架,附带可执行的时间表与证据清单。”
我停顿片刻,目光转向对方手中的证据清单:“请把你们的证据连同时间线交给我们,由独立机构在公开场合进行核验。我们愿意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前完成初步对照并公布中期报告。若证据经核验确有问题,我们也愿意以公开披露的方式纠正,并通过司法与行政程序解决。”
汪大福脸上的皱纹微微跳动,似乎在试图找到一个破解口:“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压住我们?我们不是随口喊喊就认输的那类人。”
赵月娥的眼神像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细长的弧线:“我们不要求你们认输,我们要求的是正义与结果。若你们真把事情摆正,汪家会看到一个透明、可追溯的治理过程。”
我把草案往下滑了一点,继续道:“对质的场域,我们建议设在公开、可记录的听证会上,邀请独立第三方主持,允许双方提出证据、辩论事实、接受质询。和解的部分则以治理改进的实际成果为核心,任何以情感为导向的对抗都会被这套框架所约束。换句话说,我们把个人情绪的波动钉在制度的钉子上,让真相在公域里被逐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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