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像一张厚重的幕布，压在城市上空，我坐在落地窗前，望着灯火流动的天际线。电话里传来熟悉而又刺耳的声音，是汪远洲的父母——他们在城里并没有多余的朋友，只有一条不肯放弃的“儿子”。他们要律师来找我，声称要给我找不痛快的日子，因为他们认定儿子的悲剧都是我的错。
挂了电话，我微微一笑，我执掌汪氏集团多年，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这点小事，我还不放在心上。
在律师事务所的大堂里，空气里混着新的纸味和旧时的锈味。我对着桌上的签名笔，像是在给自己一个冷静的起点。
“汪绿萍小姐，”律师礼貌又谨慎地开口，“您知道今天来的人是谁吗？他们是汪远洲的父母，声称他们的儿子无辜被你排挤出董事会，如今更是身陷囹圄，我的委托人说，这一切，皆是系因为您。”
我微微一笑，声音干净而平静：“法律在这里的作用，是公正不是情绪。请告诉他们，吾等愿意在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但请勿以情绪扰乱秩序。”
汪远洲父亲汪大福先发话，语气像一把磨砂刀：“你们汪家人对儿子的未来有责任。现在他身陷困境，谁该为此负责？当然是你，绿萍。你们以为靠权势就能压死一个人，但我们要让你知道，权势也会被法律折返。”
汪远洲母亲赵月娥紧随其后，声音尖细而有节奏：“你们这些商业圈里的女人，懂得的只有算计。我们儿子曾是天之骄子，如今却陷于困境，都是因为你们的算计。我们要的不是道歉，而是一个解决方案——把事情摆正，让人知道汪家不是任人摆布的软柿子。”
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对质”与“和解协议”的组合，附带一连串的司法与行政压力。我把笔收回，眼神像一把未出鞘的利剑。
“如果你们的诉求是公义与透明，请把所有证据和事实材料交给我的法律团队。我们将进行独立审计、公开披露并在董事会层面做出讨论。但请注意，威胁和恐吓不是解决之道。”我的语气不高也不低，像是把这间房间里的空气都整理成一个清晰的条线。
汪大福的脸上浮现出微妙的皱纹，他的目光像要在桌面上刻出凹槽。“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逼我沉默吗？我们不是来讨价还价的。”
赵月娥轻轻拍了拍手心，语气却带着自以为的高贵：“我们只要一个明确的结果——让你明白，汪家的未来不能被某个外人掌控。”
我浅笑着抬起眼皮，目光在桌面与对方之间来回扫动，语气如同在整理一张清晰的图纸。我的手指轻敲桌面，声音稳而清晰。
“既然你们把话说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把对话引向一个可验证、可追溯的框架。你们的诉求，我理解成两部分：对质与和解，同时伴随司法与行政的公开压力。我的回应很简单，先把对质的部分放在一个公开、可观察的场域里，再把和解的路径规整成透明、可落地的治理改进。”她从笔记本里取出一份草案放在桌上，指尖轻触纸面，像是在示范一种可执行的秩序。
汪大福的声音带着点，像磨砂刀切割空气：“你们是不是又要把证据带上台面，等 Independent Auditor 一起给我们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花哨程序，而是一个让儿子站起来的结果。”
赵月娥点头，声音却仍然尖细而有节拍：“对，我们要的不是空话。我们要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不是道歉，而是让汪家有尊严地站起来。”
我微微一笑，没有因他们的气势而提高音量，声音保持同样的平稳与清晰：“那就开始一个三步走的治理对话。第一步，公开披露与独立审计并行执行；第二步，建立一个外部监督小组，由独立董事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共同组成，负责对关联交易、资源配置和人事变动等关键领域进行持续监督；第三步，设立一个时间表，将每一个阶段的结果、证据和改进措施对外公示，并在董事会层面进行正式审议与披露。若你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份方案写成正式的对质与和解框架，附带可执行的时间表与证据清单。”
我停顿片刻，目光转向对方手中的证据清单：“请把你们的证据连同时间线交给我们，由独立机构在公开场合进行核验。我们愿意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前完成初步对照并公布中期报告。若证据经核验确有问题，我们也愿意以公开披露的方式纠正，并通过司法与行政程序解决。”
汪大福脸上的皱纹微微跳动，似乎在试图找到一个破解口：“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压住我们？我们不是随口喊喊就认输的那类人。”
赵月娥的眼神像在桌面上划出一条细长的弧线：“我们不要求你们认输，我们要求的是正义与结果。若你们真把事情摆正，汪家会看到一个透明、可追溯的治理过程。”
我把草案往下滑了一点，继续道：“对质的场域，我们建议设在公开、可记录的听证会上，邀请独立第三方主持，允许双方提出证据、辩论事实、接受质询。和解的部分则以治理改进的实际成果为核心，任何以情感为导向的对抗都会被这套框架所约束。换句话说，我们把个人情绪的波动钉在制度的钉子上，让真相在公域里被逐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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