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深秋，我跟着地质队进昆仑山西段做矿脉普查。我们的营地扎在昆仑河支流的冲积扇上，向北走三公里就是终年不化的冰川，夜里能听见冰裂的闷响，像巨兽在地下翻身。
我是队里最年轻的技术员，负责记录岩层标本和坐标。队长老周五十出头，右脸有块月牙形的疤，是年轻时在可可西里遇熊留下的。还有两个藏族向导，丹增和他侄子平措，叔侄俩都沉默寡言，每天天不亮就去捡干牦牛粪，堆在帐篷角落，粪便冻得硬邦邦，烧起来有股焦糊的腥气。
进营地的第七天，天开始下雪。起初是细碎的雪粒，打在帐篷布上沙沙响，到了傍晚就变成鹅毛大雪，能见度不足五米。老周用卫星电话联系大本营，信号断断续续，只听清“未来三天有暴风雪，待在营地别外出”。
那天夜里我睡得不安稳，总觉得帐篷外有东西在走。不是风刮动帐篷的声音，是实打实的脚步声，沉重，缓慢，每一步都像踩在积雪下的冻土层上，震得帐篷杆微微发颤。我裹紧睡袋，眼睛盯着帐篷门帘，外面的雪光透过帆布，在地上投出模糊的影子，像棵弯腰的树，又像个站着的人。
凌晨三点，平措突然掀开我的帐篷门帘。他只穿了件单衣，脸色惨白，手里攥着把藏刀，刀刃在雪光下泛着冷光。“跟我来。”他的汉语很生硬，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来不及多问，抓起冲锋衣就跟他往外跑。
雪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把雪地照得像铺了层银箔。平措带我往营地西侧的山坳跑，那里是我们堆放设备的地方。快到山坳时，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不是风声，也不是动物叫，是低沉的呜咽，像石头在磨石头，又像有人在冰洞里哭。
山坳里的景象让我浑身的血都冻住了。我们堆在那里的三台地质雷达，有两台被砸得稀烂，金属外壳像揉皱的纸，里面的线路板碎成了渣。雪地上有一串脚印，比脸盆还大，五个脚趾分得很开，趾尖有清晰的爪痕，深深嵌进冻土里。脚印旁边，放着半块黑色的鳞片，有手掌那么大，表面像涂了层油，在月光下泛着暗紫色的光，摸上去又冷又滑，像蛇皮，却比钢铁还硬。
“是‘雪蛟’。”丹增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拿着串佛珠，珠子被他攥得咯咯响。他说这是昆仑山里的神兽，藏语里叫“鲁”，住在冰川深处，平时不出来，只有遇到大的地质变动，或者有人惊扰了它的巢穴，才会现身。
老周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事，他蹲在脚印旁边看了半天，又摸了摸那片鳞片，脸色铁青。“这不是普通的动物脚印，”他说，“你看这爪痕的深度，至少得有千斤重，而且它是直立行走的。”我们顺着脚印往冰川方向走，走了大概两公里，脚印突然消失在一道冰裂缝前。裂缝有三米多宽，深不见底，往下看能看见暗蓝色的冰壁，壁上结着长长的冰柱，风从裂缝里灌出来，带着股腐臭的气息。
当天下午，天气突然变了。原本晴朗的天空，西边突然涌来黑压压的乌云，像墨汁泼在天上。丹增突然跪下来，对着冰川的方向磕头，嘴里念着经文。他说雪蛟要发怒了，得赶紧离开这里。老周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撤营，往南走二十公里，到有信号的地方等救援。
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冰川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像原子弹爆炸。抬头看去，那道冰裂缝突然扩大，冰块像瀑布一样往下掉，烟尘里，有个黑色的影子从裂缝里探出来——不是头，也不是身子，是一截长长的脖子，比卡车还粗，上面覆盖着黑色的鳞片，鳞片边缘有金色的纹路，在阳光下闪着光。脖子往上伸了大概十几米，然后停住，像是在观察我们。
我吓得浑身发抖，手里的标本盒“啪”地掉在地上。那东西好像察觉到了，脖子慢慢转过来，朝着我们的方向。我这才看清，它的头上没有眼睛，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窟窿里冒着淡蓝色的光，像鬼火。它张开嘴，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牙齿上挂着冰碴，嘴里喷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成了白色的雾。
“快跑！”老周大喊一声，我们转身就往营地跑。身后的巨响越来越近，地面在震动，积雪从山坡上滑下来，形成了小规模的雪崩。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东西已经从冰裂缝里爬了出来，身体像条巨大的蛇，却长着四条腿，腿上的爪子有半米长，踩在冰面上，冰面瞬间裂开。它的尾巴扫过旁边的小山，小山直接塌了半边，碎石和积雪朝着我们涌来。
我们拼了命地跑，丹增和平措在前面带路，他们对地形熟，专挑地势低的地方躲。雪崩追着我们的脚后跟，好几次我都感觉后背被雪埋住了，又被老周拽了出来。跑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躲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很小，只能勉强容下四个人，洞口被一块大石头挡住，只留了条缝。
透过石缝，我看见那东西停在我们之前的营地那里。它低着头，用鼻子嗅着地上的痕迹，然后突然抬起头，朝着山洞的方向看过来。它的两个黑洞洞的窟窿里，蓝色的光变得更亮了，像是能穿透石头。我赶紧捂住嘴，不敢出声，心脏跳得像要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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