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主持人。各位专家，沈教授提出的全周期监管确实是理想方向。但在达到理想之前，我们需要一道能立即起作用、且能堵住最大漏洞的‘防火墙’。”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稳定。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复杂但清晰的数据流动态图。“这是根据我们研究院经手以及公开报道的共十七起已查实的遗传资源非法出境案件，抽象还原出的数据流转路径模型。”他操作鼠标，高亮了几条路径，“请注意看，所谓‘匿名化数据’在这里通过关联境外持有的其他数据库被重新标识；所谓‘科研合作项目内部传输’在这里被第三方分包商截留并转售。”
图形直观，触目惊心。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单纯依靠‘负面清单’或‘绿色通道’，这些路径上的关键节点都无法被有效监控。”余年切换画面，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简单的三层架构图，“因此，我们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出境安全评估’制度。”
他详细解释道：“第一，‘分类’：根据遗传资源的类型、数据内容、用途进行精细分类。类型包括人群特异性基因、病原体基因、重要动植物基因等；数据内容要区分是原始序列还是分析结果；用途则分为基础研究、临床应用还是商业开发。”
“第二，‘分级’：根据分类结果和数据量、接收方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与合作关系，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
“第三，‘安全评估’：不是一刀切的禁止或放行，而是由专业机构——不一定是行政机关，可以是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对出境申请进行基于风险的评估。”他语气坚定，“重点评估其出境必要性、接收方安全保障能力、数据后续使用管控措施以及潜在的再识别风险。评估通过方可出境；高风险项目必须附加严格的监管条件，甚至禁止。”
他顿了顿，看向之前发言的跨国药企代表：“这可能会增加一些合规成本和时间，但相比数据流失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个人权益侵害以及潜在的巨额商业损失，这种成本是必要且值得的。而且，明确的规则本身就能给合规企业带来稳定预期，避免他们因规则模糊而踩雷。”
“那么，这个评估由谁来做？标准谁定？会不会产生新的权力寻租空间？”立刻有专家质疑。
“可以由相关部门联合授权具备专业能力和公信力的机构承担，评估标准必须公开透明，并建立专家评审和监督机制。”余年回答得不卑不亢，“我们研究院愿意提供全套的评估流程设计、风险指标体系的初步方案，供各位专家批评。”
钱院士眼睛一亮，追问：“如果接收方在国外违约滥用数据，我们如何追责？”
“这需要在国内法中明确‘长臂管辖’原则，并推动纳入双边或多边协议。”余年对此早有思考，回答流畅，“同时，在评估阶段就将接收方的法律约束力和历史信用作为重要考量指标。”
接下来的半小时成了余年的“答辩时间”。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而具体，涉及技术细节、法律衔接、国际冲突方方面面。余年凭借着过去几年在无数案件中摸爬滚打积累的实战经验，以及近期为这次会议所做的密集研究准备，一一回应。他引用的案例不再是冰冷的法条，而是许婕的绝望、西伯利亚雪原上的证据、程日星屏幕上那些代表危险的数据洪流。
他没有试图说服所有人，但他用扎实的、源于真实伤痛的逻辑，在“绝对开放”与“绝对封闭”的激烈对撞中，艰难地开辟出了一条看似更可行、也更负责任的中间路径。
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做了总结，特别提到：“今天余院长提出的‘分类分级安全评估’思路很有启发性，也体现了问题导向。请工作组后续与余院长保持沟通，进一步细化。”
散会后，几位之前持怀疑态度的专家主动走过来与余年交换了名片。沈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第一步，走得稳。”
走出会议中心，傍晚的风带着凉意。余年站在台阶上，看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博弈、妥协、打磨还在后面。那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会因为一次发言而改变。
但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站上了一个新的战场。这里的武器不是证据包和法庭辩论，而是法律条文、技术标准和制度设计；这里的敌人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楚啸天”，而是某种系统性的惯性、短视的利益和庞大的认知落差。
手机震动，是苏晴发来的消息：“听说你今天舌战群儒？程日星已经把会议简要纪要做成加密简报发给我了。晚上想吃什么？给你接风，也压压惊。”
余年笑了笑，回复：“随便。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了。”
他收起手机，走下台阶，汇入人流。背后，国家会议中心在暮色中灯火通明，像一座巨大的、沉默的规则熔炉。而他刚刚向里面投下了第一块来自“暗流”之下的试金石。
前方路长，此心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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