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秋意已浓，国家会议中心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气氛肃穆。
余年坐在后排，手中那份刚打印出来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专家咨询会会议手册》还散发着油墨味。他翻到与会人员名单，目光依次扫过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两院院士、顶尖高校的法学院院长、头部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法务官、跨国药企的中国区副总裁……他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几位，后缀标注着“明暗战略研究院院长、实务专家”。
“实务专家。”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称呼，抬头望向椭圆形会议桌。桌面上姓名牌已摆放整齐，他的位置在靠门一侧，不算中心，但足以听清每个人的发言。
沈慎之教授坐在对面，朝他微微点头，眼神里既有鼓励也有提醒。
会议主持人是一位来自立法工作机构的中年女官员，气质干练。她敲了敲话筒，声音清晰：“各位专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会。本次修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背景和紧迫性我就不多赘述了。国际竞争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的相关管理框架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在促进创新与保障安全、保护权益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
她顿了顿，继续道：“今天的会议，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聚焦几个核心争议点：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规制、知情同意的标准与范围，以及惠益分享机制的落地可行性。”
开场白简洁有力。话音刚落，第一位发言者——某跨国制药巨头的中国区法务总裁张总——便清了清嗓子，语气从容不迫：“主持人，各位专家，我首先完全赞同修订的必要性。生物医药研发是全球性事业，数据、样本的跨境流动是研发合作的血液。我们建议，管理思路应当以‘负面清单’为主，明确列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敏感遗传资源类型，清单之外，应允许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履行基本备案程序后自由流动。”
他环视会场，语气加重：“过严的限制，会严重拖慢我们本土创新药企参与国际竞争的脚步，也会影响跨国企业将高端研发中心设在中国的意愿。”
这番发言立刻引来几声附和的低语。另一位来自大型基因测序公司的代表紧接着补充：“确实如此。特别是在临床研究领域，多中心试验的数据实时共享是常态。如果每次传输都要经过漫长且不确定的安全评估，项目成本和时间将不可控。我们建议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对已获得伦理批准且数据经过匿名化处理的研究数据，开通‘绿色通道’。”
会议室里的空气开始变得凝重。余年看见沈教授微微皱起眉头，但没有立刻发言。
这时，一位头发花白、声音洪亮的老院士——钱院士——用力拍了拍面前的资料：“我不同意！‘负面清单’？清单列得过来吗？今天不敏感的，明天技术一突破，就可能变得极其敏感！”
他声音洪亮，目光锐利地扫过全场：“还有匿名化，现在的技术，所谓的‘匿名化’数据结合其他信息，重新识别个人身份根本不是难事！”他特意看了一眼余年的方向，虽然没有点名，但意思明确，“西伯利亚那个案子，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数据怎么出去的？不就是钻了所谓的‘科研合作’、‘数据匿名’的空子！”
钱院士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涟漪。支持严格管理的一方开始发言，强调国家生物安全主权、个人隐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措辞愈发激烈。
会议陷入典型的“开放派”与“安全派”的拉锯。主持人熟练地控场，引导双方就具体条款发表意见。
余年一直在听，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关键词和各方逻辑的漏洞。他能感觉到，有几道目光偶尔落在他身上，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一个如此年轻、来自“民间智库”的“实务专家”，在这种涉及国家规则制定的高层面会议上，能说出什么？
沈教授终于开口了。他没有直接反驳某一方，而是从法理和科技伦理演进的角度，阐述了“风险预防原则”在遗传资源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我们的管理不能只盯着‘流出’这一环，而应该建立覆盖‘采集、保藏、使用、出境、后续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动态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知情同意也必须是动态的、可撤销的，并贯穿始终。”
沈教授的发言赢得了不少点头。但他提出的体系过于宏大，涉及多个部门职权重构，立刻有代表提出操作层面的巨大困难。
主持人将目光投向尚未发言的几位专家：“余院长，你们研究院处理过大量涉及科技伦理和数据的实际案例，从一线实务角度看，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有什么具体建议？”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余年身上。
余年合上笔记本，平静地站起来。他没有走向发言席，而是走到会议室一侧，连接上自己带来的笔记本电脑，将屏幕投影到大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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