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轮到一个叫吉姆的博士生做报告。他是埃里克的学生，花白胡子埃里克坐在角落里，穿着那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亮。吉姆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粉笔拿起来了，举了半天没写。
“我跑了三百次模拟。”他把粉笔放下了。“每次边界条件一样，输入参数一样，初始状态一样。三百次，没有两次结果一样。”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只有暖气片的咝咝声。
“我问埃里克教授——这算不算实验误差。”
有人从鼻子里笑了一声。很短，跟呛了水似的。
“他说不算。”
吉姆把笔记本电脑合上。“那我没什么好报告的了。规矩变了。每次都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算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算它。”
他把电脑夹在腋下，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停下来。转过身。
“我退学了。对不起。”
埃里克没说话，下巴埋在花白胡子里，眼睛看着桌面，像在看一个很远的东西。
门开了，又关上。
会议室里只剩下暖气的咝咝声。
隔了两周，在同一间会议室，埃里克在开完组会后把剩下的几个学生叫住。会议室里有股旧书和粉笔灰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好闻，但闻着让人安心——这是搞学问的气味。埃里克手边放着一沓打印纸，最上面那张是他自己的辞职信。
“我把终身教职辞了。”
几个学生同时抬起头。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张了张嘴，没出声。埃里克没看他们，手指点着
那沓打印纸，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到一半，继续说话，语气跟在黑板上推导公式一样平静。
“沃纳的报告我看过了。卡斯特纳的数据我也看过了。山田健太的笔记本，木村传真了一份给我。你们每个人上周交上来的计算结果，我挨个跑了一遍。”他把那沓纸推到桌子中间。“结论一样。”
戴眼镜的女孩小声问：“什么结论？”
“规矩散了。”埃里克把老花镜摘下来，用毛衣下摆擦着镜片。“不是我算不对，不是你算不对，不是算法有问题，不是理论有问题——是规矩本身，在最底层，不稳了。”
学生们看着彼此。
“我教书教了三十年。教你们相信物理规律是普适的、不变的、可重复的。”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有点歪。“现在我没法再教这个了。因为我不知道它还是不是真的。”
他站起来，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几本翻烂了的笔记本，一个马克杯，杯底残留着咖啡渍，一张和往届学生的合影——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博士服，笑得眼睛眯成缝。他把东西装进一个纸箱，纸箱是楼下小卖部淘来的，侧面还印着方便面的广告。
学生们的视线跟着他的手在动。戴眼镜的女孩嘴唇发白，手指攥着笔，指关节突起。
“谁还能接着教下去？”没等他们回答，他自己先摇了摇头。“教什么呢？教他们算不准？”
他抱起纸箱，走到门口，用肩膀推开门，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会议室。黑板上有他上周写的公式，没人擦，也没人改。公式还在那儿，端端正正的，跟墓碑上的刻字一样。
门在他背后合上了。
走廊里脚步声越来越远。
会议室里几个学生坐着不动。暖气还在咝咝地响。
五月初，慕尼黑。
量子光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克劳斯·里希特在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他用的是他父亲留下的老式瓦尔特手枪，保养得很好，枪机拉开的声音清脆利落。遗书很短，放在办公桌正中央，用一个水晶镇纸压着。镇纸里封着一朵蒲公英，是他女儿六岁时送的。
遗书上写：“我花了二十年研究光的本质。光告诉我，它没有本质。”
他的同事海因茨是第一个发现的。海因茨推开门，看见克劳斯靠在椅背上，姿势跟平时打盹一模一样。海因茨喊了一声，没回应。走近了，看见地上的枪。然后看见了桌上那份实验记录——是昨天下午和克劳斯一起跑的。同一束激光，同一个分束器，同一个探测器。他们在同一条件下重复了四十遍干涉实验，干涉条纹的位置每次都在变。
海因茨本以为是哪个镜片松了。他把所有螺丝都紧过一遍，光路校准了三回，连防震台周围都清空了——严禁走动，严禁说话。但条纹照样乱跳。
他记得克劳斯站在光学平台前，弓着腰，脸贴着目镜，腰带的金属扣碰到平台的边缘，叮的一声。停了好久，直起腰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跟他说了一句：“海因茨，最后一组，我自己来记录吧。”
海因茨把那份记录从桌上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栏里，克劳斯的笔迹。写得很用力，圆珠笔的笔尖把纸都划破了：“结论：在完全相同的
实验条件下，光子路径选择没有可复现规律。光的波动性或粒子性——乃至其最基本的量子行为——已随每次测量重新洗牌。”
海因茨把记录放下。他身后的门还开着，走廊里有人在跑。高跟鞋踩在塑胶地板上的声音，急促、尖锐。他坐在克劳斯对面的椅子上，伸手拿起被压在水晶镇纸下的遗嘱。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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